我看出来了，最高级的猎手，往往是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的。北大赵宏教授的演讲被学生和记者当场质疑，这一事件说明了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崇洋媚外这种思想的反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赵宏的办公室里，耶鲁大学的博士证书与清华毕业照在书架上并排陈列，阳光透过百叶窗在“长江学者”奖杯上投下斑驳阴影。 演讲台上的她正谈到“西方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启示”，第三排突然站起的男生将打印好的讲义拍在桌上，红色批注圈出了“应借鉴西方经验改造社会”的段落。 “您在课堂上从不提及《庄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共通性，是否刻意回避本土思想资源？”提问声刺破报告厅的安静，后排有人举起手机录像。 这位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三年的学者，此刻手指无意识摩挲着麦克风线——十年前她回国任教时，学生们更关心如何申请去哥大读硕。 网络上开始流传演讲片段，有评论指出她引用的三个案例均来自西方，却对中国近四十年制度创新避而不谈。 “崇洋媚外”的标签迅速发酵时，她的邮箱收到了本科校友的联名信，信里附着重印的2001年校报，那时的她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说“要带着中国问题走向世界”。 教务处的老同事记得，她曾为了给研究生开“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课程，带着团队整理了六十万字的《商君书》注释。 为何如今的年轻人会忽略这些细节？或许是近年来“国潮”崛起的背景下，公众对“西方参照系”的耐心正在流失。 当00后在中小学课堂上接触《孙子兵法》的频率超过柏拉图，当B站“中国哲学”话题播放量突破5亿，知识传授的语境早已不同。 她在朋友圈发过一张深夜书房的照片，案头摊开着《万历十五年》，配文“历史总是在循环中前进”，这条动态现在被解读为“暗讽当下”。 有哲学系教授私下惋惜：“她只是习惯了学术圈的讨论方式，没意识到讲台下的听众已经换了‘文化解码器’。” 这种错位在争议中被放大——她强调的“学术中立”被视作“立场模糊”，她推崇的“批判性思维”被当成“否定传统”。 风波平息后，她把那本泛黄的留学日记锁进了抽屉，扉页上“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的字迹依旧清晰。 校园里的银杏叶落了满地，有学生在她常走的小路上贴了张便签：“我们不是拒绝西方，是想要平等的对话。” 这场争论撕开的，或许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褶皱——当本土文化自信逐渐长成，曾经的“西天取经”叙事，正需要新的讲述方式。 她再也没公开回应过那次质疑，只是在最新的课程大纲里，悄悄增加了“王阳明与康德哲学比较研究”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