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最小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留下的照片。 当时，他被关在了中美合作集中营，就是人们常说的“白公馆”。 他穿着破旧的短裤和凉鞋，头上顶着的大大的飞行帽，让他的脑袋看起来更大了。 他用手扶着炮弹，开心的看着镜头，或许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很少遇到照相这样开心的事情了吧？ 1941年的苏北农家，抗日烽火正烈，宋振中在土炕上呱呱落地时，父母宋绮云、徐林侠的身影常出现在油灯下的简易地图前——那是他们秘密筹划抗日活动的标记。 宋绮云曾为杨虎城草拟合作文件，徐林侠在徐州乡下联络妇女募捐，门外伪军的皮靴声总与屋里的低语撞在一起。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八个月，军统特务便踹开木门，将尚在襁褓中的宋振中与父母一同掳走，塞进颠簸的囚车。 息烽集中营的铁丝网缠满荆棘，低矮的土坯牢房里，徐林侠用破布裹着孩子，喂的稀粥里总漂着霉玉米皮。 宋振中在霉腐味里长大，大头小身的模样让狱友们心疼地唤他“小萝卜头”，而他最爱蹲在牢房角落，看蚂蚁顺着墙缝搬家——那是他能接触到的唯一“自由”。 1945年抗战胜利，营区巡逻稍松，他第一次在操场跑起来，摘了朵紫色野花递给母亲，花瓣上还沾着草叶的露水。 白公馆的铁门比息烽更沉，男女监区隔着重岗，宋振中跟着母亲住进地下室，昏黄灯光里总飘着隔壁拷问时的闷响。 五岁半的他身高只及三岁孩童，膝盖打补丁的短裤下，麻绳凉鞋磨穿了底，脚趾露在外面像蜷着的小兽。 但狱友们发现，这孩子能在狱警换岗的间隙钻过铁栏缝隙——他开始捏着米粒大的纸条，把黄显声的字条藏进衣领，猫腰溜向男监区。 陈然被押进白公馆那年，宋振中已经学会了辨听狱警的脚步声：重而急的是新来的哨兵，轻而缓的是老狱卒，后者巡逻间隙能空出十息时间。 他用这十息传递了三次情报，铅笔头是狱友截给他的，在墙上刻的歪扭日期里，藏着同志们的生日。 有人问他怕不怕，他歪着头看铁窗外的天：“蚂蚁搬家都不怕下雨，我怕啥？” 1949年春，牢房里开始传“棺材”暗号——那是越狱计划的暗语，宋振中蹲在假山后握石块放哨，眼睛像鹰隼般扫着铁门，一有动静便低呼“蚂蚁搬家了”。 他把叛徒的名字缝进衣角，在转移时悄悄塞给张露萍，指尖被针扎出的血珠混着线头，在粗布上凝成小红点。 可谁也没料到，胜利的红旗已在城外飘扬时，9月6日的枪声还是划破了歌乐山的黄昏。 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八岁半的宋振中倒在血泊里，距新中国成立只剩25天。 他们从徐州农家的油灯，到息烽的霉玉米粥，再到白公馆的铁窗，一路被黑暗追赶，却始终举着微光。 那张照片里，飞行帽下的小脑袋歪着，眼里映着镜头的光——那或许不是开心，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对“长大”的憧憬。 如今再看照片，总想起他藏纸条时攥紧的小拳头，想起他刻在墙上的生日，想起他说“蚂蚁搬家都不怕下雨”。 微小的生命，也能在裂缝里种出花来；短暂的时光，也能把名字刻进历史的年轮。 这世上哪有天生的英雄？不过是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恐惧嚼碎了，当成成长的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