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给日本731细菌部队洗白而被上海交大开除的曹树基，被香港大学接收了，现在是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荣誉教授。 2020年3月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的曹树基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抛出惊世骇俗的言论。他声称“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非历史真实”，甚至断言“中国用鼠疫‘碰瓷’日本，731部队根本不存在”。 这些观点与哈尔滨平房区遗址内出土的手术刀形成残酷对比——这把刻有Q1347编号的器械，刀柄缝隙中检测出中、俄、韩三国人种DNA，直接指向731部队对多国战俘的活体解剖。更遑论国家档案局公布的《特别移送档案》中，1549名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实验方式被详细记录，最小受害者年仅12岁。 曹树基的“学术创新”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浙江衢州，这座在1940-1945年间因日军细菌战导致30万人染病、5万人死亡的城市，率先发起反击。 衢州市关工委联合细菌战展览馆，组织历史学者向曹树基发出公开信，指出其言论“是对30万受害者的亵渎”。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学者联合发表声明，强调731部队罪行是“国际史学界共识”，证据链涵盖苏联缴获的关东军机密文件、伯力审判录音、日本学者森村诚一采访记录等跨国档案。 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曹树基非但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宣称正在撰写论文，试图论证“日军缺乏发动细菌战的动机”，理由竟是“细菌战会导致两败俱伤”。 这种逻辑漏洞百出的论调，与历史事实形成荒诞对照：日军在衢州投放鼠疫杆菌时，特意选择中国居民缺乏防疫知识的农村地区，通过污染水源、空投染菌馒头等方式制造疫情；而日军运输队出发前需全员注射防疫针、穿戴防护服，其“精准防控”与对华人的无差别屠杀形成鲜明对比。 2020年7月，上海交大启动学术伦理调查。校方披露，曹树基的“研究”严重违背史学基本方法：他拒绝采信中俄韩三国档案，否定受害者口述史价值，甚至质疑哈尔滨遗址出土文物的真实性。最终，学校以“违背教师职业操守”为由撤销其教授职务，并取消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这一处理被媒体称为“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零容忍”。 然而，事件并未就此终结。2025年8月，香港网民发现，曹树基不仅未消失于学术圈，反而以“荣誉教授”身份活跃于港大人文社会研究所。该机构官网对其评价极高，称其“在环境史与疾病史领域贡献卓著”，却对2020年的争议只字不提。 这种“选择性失明”引发香港市民强烈不满，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起“一人一信”活动，要求港大公开聘用理由；更有学者指出，曹树基的案例暴露出部分学术机构在“学术自由”与“历史责任”间的失衡。 从上海到香港，曹树基的学术轨迹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命题：当学者以“创新”名义挑战人类基本道德底线时，学术共同体该如何划定边界？当历史伤痛遭遇刻意遗忘，受害者及其后代该如何捍卫记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曹树基被港大“接收”的同时，日本731部队原成员清水英男正带着忏悔之心在哈尔滨遗址指认罪行，94岁老人的泪水与曹树基的“学术辩解”形成刺眼对比。 这场跨越五年的争议，早已超越个体学术生涯的沉浮。它迫使公众思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守护历史的真实性？当“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某些学者的流量密码，学术伦理的底线究竟该由谁守护？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当你在评论区留下观点时，这杆秤便已开始称量文明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