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户口本，家庭出身这一栏和文化程度这一栏真的是亮了 往回看，这个人原本是生在紫禁城里的孩子。 一九〇八年登基做了宣统皇帝，一九一二年退位。《优待清室条例》说得周全，称号保留，每年四百万元，清宫照住，私产由民国政府保护，只是没规定哪天搬出宫，他就在朱红宫门里又拖到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兵临城下，这才背着行李离宫。 之后在北府、日本公使馆、天津张园、静园辗转，一九三二年在日本人扶持下成了伪满洲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沈阳火车站上被苏军扣下，押到伯力，一九五〇年七月又押回中国，送进哈尔滨、抚顺战犯管理所，整整十年。 到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宣读特赦，他从“战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翻了个面。 中国人被写进册子的日子比他早得多，从商周的“登人”“司民”，到历代户部、清末度支部，再到民国《户籍法》《户口普查法》，说到底就是把人头和钱粮算清。 新中国一九五〇年公安系统里出台《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一九五一年有《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户口和粮票、布票、副食品券绑在一起，没有这一小本，在城里吃饭、买布、办事都要犯难。 特赦后，他先落脚在西城区前井胡同六号，五妹韫馨家里。 第二天，族弟溥俭领着他去派出所，报姓名、出生年月、籍贯，民警一格格写在卡片上，那一刻，五十多岁的前皇帝第一次被按“北京市民”记数。胡同里的日子也挺朴素，自己去国营商店排队买东西，挤公共汽车，清晨拿笤帚出门扫街。 有一回扫着扫着走远了，回头一看哪扇门都差不多，愣是认不出自家，只好被街坊笑着领回院，这一幕，把“龙子龙孙”的架子磨得干干净净。 后来一批特赦人员集中住旅馆，等着分配去向。 有人去了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队，溥仪那张派工单上写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他拿着北京市民政局介绍信到西郊报道。同年八月十二日，户口从前井胡同六号迁到南阜村二十号，户别一栏写“植物园”，职业一栏写“北京植物园，不教劳动”，特地说明这是正常工作。 出生日期先写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四日，后来按农历正月十四换算成阳历二月七日，卡片上盖了“变更”章，文化程度那一格只剩“初中”两个字，御书房、师傅、经史，全都被压进这俩字里。 植物园给他安排了宿舍，饭厅、浴室都不缺。 他跟工人一起搬砖、栽树、修路，照规定上政治课，心里虽打鼓，担心别人翻旧账，园里开会把情况讲透，同志们照常打招呼，不冷不热。有一次园里传达全国增产节约的要求，会后，他把十五尺布票包好送到主任那儿，说衣服够穿，把布票交给国家。 粮食定量本来三十多斤，到植物园按技工标准又多了十斤，他提出来这十斤别发了，按月扣掉，大道理不多说，就这么一包布票、一点口粮，把态度摆出来。 一九六一年正月初四，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留京的两批特赦人员，席间宣布新的安排，溥仪、杜聿明等七人统一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每月六十元生活费改拿二百元工资。三月，他们搬到西城区赵登禹路三十二号，范文澜坐镇文史委，西北军史料组、国民党军事组、北洋军阀组陆续成形，杜聿明这些人写“军事”，溥仪被分在“北洋”，天天在档案堆里翻那些自己年轻时只在奏折上见过的名字。 一九六四年的户籍卡上，户别已经写成“机关”，职业一栏是“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迁入时间记“一九六一年三月自北京植物园”，现住址写赵登禹路三十二号，卡片下方盖着全国政协的公章。 生活安稳下来，户口本上的“户主”一栏也跟着变样。一九六二年一月，文史委周振强、人民出版社沙曾煕做媒，他认识了朝阳区关廂医院护士李淑贤，两人四月三十日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办婚礼，第二天就是五一，街上挂满红旗彩带，礼堂里，他领着新娘挨桌打招呼，有客人打趣，说这个日子选得巧，他回一句，自己现在也是劳动者。 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夫妻俩搬进西城宝禅寺东观音胡同的新院，两间卧室，两间客厅，一间饭厅，带厨房、卫生间、库房，院里有松柏、梨树、海棠，一棵榕树撑着夏天。 六月九日，户口迁入“西城区东观音寺甲二十二号”，那张卡片上，“李淑贤”写在最前面，职业“朝阳区关廂医院护士”，籍贯浙江杭州，文化程度“初中”，“户主”三个字落在她名下。 另一张卡上，溥仪成了“李淑贤之夫”，婚姻状况写“有配偶”，职业照旧是文史专员，迁入时间登记为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迁入同一地址，手续比生活慢了两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岁，李淑贤不久搬离东观音寺甲二十二号。 多年以后，人们在博物馆玻璃前看那本户口本，看到家庭出身那一格规矩地躺在表格中间，看到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两个字，看到户主位置写着李淑贤，这一页纸不金碧，也不堂皇，却把一个王朝最后落在什么地方，交代得明明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