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曾在不同的场合讲：毛主席不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都比我们高一个层次。这也是在无数次实践中证明过了的。 这句评价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有证据。 对中国农村看得更远那一截，是毛主席用一摞摞调查材料垫出来的。 青年时代求学，毛泽东就不安分。读书在课堂，眼睛在路上，喜欢“游学式”跑县城和乡村，打量物价、地租、房租，琢磨农民和乡绅的日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之后，这种看世界的习惯和阶级分析绑在一起，目标锁定中国农村。 中央苏区建立后，他在枪声间隙仍往乡下钻。 一九三〇年十月至十一月，先后完成《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七篇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又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这些材料一开始只是散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已经打响，毛泽东在延安打算把“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编成一书。当时战火连年，许多稿件在转移中散失，手头只剩十一部分，他担心“再损失”，写好序言，准备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这次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集中讲党内几次“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部队被围歼，震动全党。他把矛头更明确地指向教条主义，认为不少同志不了解中国特殊国情，就在于不做调查、不会调查。 早在一九三〇年写《调查工作》时，他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一九三一年四月，《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加上一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套说法被一些人讥为“狭隘经验论”，他并不改口，认定不经周密调查的议论，只能算“无知妄说”。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他给旧调查稿重写《序言二》，开门见山写明：印这些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不是叫人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和结论。 他痛批一些“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同志，完全不了解下情，却在上层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尤其是只会讲理论、不懂实际的人，更要靠调查把理论和现实连起来。 四月十九日，他在校读完书稿后写下《跋》，《农村调查》不久在延安正式出版。 这本书既是中央苏区土地斗争的材料汇编，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摸索中国农村道路的记录。同年九月至十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查党的路线问题，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上取得共识。毛泽东后来回忆，“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自己“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 这本书也有缺憾。 毛泽东在《序言二》一开头就提到，“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寻乌调查又遗失了”。一九三〇年五月完成的《寻乌调查》，在一九三七年筹备出书时还在，一九四一年已经找不到。同一时期写成的《调查工作》也没收入书中。偏偏这两篇在他心里分量极重，他说过，失掉别的任何东西“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却“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篇老文陆续现身。 《寻乌调查》在党内档案中被找到，一九八二年九月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公开发表。《调查工作》的石印本，则在一九五七年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捐献。一九六〇年底，毛泽东再次读到这篇文章，对工作人员说这是“喜欢”的文章，又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总是记得的。”一九六一年三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明，《调查工作》大约写于一九三〇年春，是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写这篇之前，还有一篇短文《反对本本主义》，已经找不到。 同年，他把《调查工作》印发给参加南三区会议的同志，附上一段说明，说这篇老文章“已经三十年不见了”，看起来还有用。 从这些调查和文稿，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一整套理解。 他把调查看成“决定政策的基础”，说调查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认为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不能靠少数人关着门想出来，只能靠大量深入社会、深入农村的调查。批评那种“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的干部，要求“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提倡用阶级分析、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分析和综合结合等方法，提倡亲自出马、自己做记录。 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二》末尾，他写下那句心里话：“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后来又讲，民主革命阶段要搞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要搞，“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把这条线从一九三〇年拉到今天，可以理解周恩来总理那句“高一个层次”的意思。 对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复杂，毛主席不是靠关门苦想明白的，而是靠一篇篇《兴国调查》《寻乌调查》《调查工作》，靠几十年把眼睛向下、脚伸进泥土里，把理论同田间地头拧在一起，让这句评价有了实打实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