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渠为什么傻傻的去开会？实际上是被李宗仁给骗去的，一个是韩复榘名义你就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通知你去参加军事会议，这是正常操作。韩复榘去之前向李电话询问：去还是不去。李表示：没什么事，就是一次普通的军事会议，你只要向委员长认个错，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韩就去了。当时代表第五战区参会的又不是只有韩复榘一个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开封天冷得厉害，高级将领照样被叫过来开会。 院子里卫兵跺着脚，屋里一排军帽围着桌子，谁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韩复榘挨着墙坐下，心里打鼓，却还是认定这不过是一次“认错”的场合。 会议通知送到济南前，他早听到风声，知道委员长对山东那边的撤退很不满意。 临上路前，他特意让人接通李宗仁的电话，探了探口风。那边说是正常军事会议，大家都得露面，你在山东的事总要交代，只要态度软一点，向委员长认个错，事情还有转圜。 挂上电话，他心里那块石头轻了一些。 要看懂他的心思，只盯着开封那几天远远不够。 早些年，他跟着冯玉祥在乱世里东打一槌西打一棒，从小军官熬成一方人物。冯玉祥的旗号在民国军界响亮，可手下将领名声参差，石友三、韩复榘这些人，外界都说反复，能打也会变脸。蒋介石和冯玉祥交过几次手，一边出兵，一边挖人，韩复榘就是在这种局面下被拉去了山东，披上了“中央委任”的壳子。 到了山东，他一面扛着委员长授的职务，一面把自己当成地方诸侯。 南京的命令到了，他挑着看，合用的就办，不合用的就压一压。税捐本该往南京送，他咬牙扣在省里花，自成一摊账。西安事变以后，他又在态度上站到了张学良那一边，还放话说要用兵声援，这几句被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早就成了扎心的旧账。 再加上和四川军人刘湘的来往时隐时现，一个掌山东，一个握四川，这些信号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中央起疑心。 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日本军队大举南下，山东成了硬头骨。对蒋介石来说，这里既是战场，也是试金石，既可以用来表明抗战决心，也可以借机消耗地方部队。对韩复榘来说，这里是他多年经营的根，真要把嫡系都扔进火里，打光了，人亡政息，中央未必记得他的好，只会在公文里写上“战死沙场”四个字。 两边算盘一冷一热，结在了一起。 所以当日军猛攻山东的时候，前线开始出现大规模后撤。 许多原本画在地图上要紧的据点，被仓促放弃，日军推着炮车往前走，碰到的抵抗反而有限。旧军阀的习惯是先保人再保地，这在私下里看似合情合理，在全国抗战的氛围里却显得刺眼。山东大片要地兵不血刃落入敌手，社会上的议论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心里的那摊旧账，也跟着一点点压紧。 等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开封军事会议的通知发出，很多人心里都知道有事将起。 韩复榘明白委员长对自己的看法，不至于一点不知情，只是翻着往日例子，还是觉得天不会塌下来。张学良丢了东北，还把委员长扣在窑洞里，人到头来判了刑，后来特赦归来。唐生智守南京，城破后血流成河，也没有被押上刑场。 石友三那种人，炮轰南京城都干得出来，最后仍还能回到官场。 在这样一串例子衬托下，他更相信所谓“规矩”。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七年，各路军阀你来我往，打得再凶，到了桌面上总还要顾个脸面。开会是开会，动手是动手，很少搅在一起。再加上李宗仁那通电话里的宽松口风，他越想越觉得，这趟路多半是挨骂、认错、交出一点兵权，不至于把命搭上。 会议当天，开封城里的冷风刮得院里旗子哗啦直响，屋里的气氛却压得很低。 各路将领低头翻着文件，偶尔抬眼打量别人。韩复榘迈进屋子，制服还是平日那一身，脚步看着平稳，心跳却一定沉甸甸。他照例在座位上坐好，准备等委员长训话，想象中的场景是先挨一阵冷脸，再找机会讲山东战局的苦衷，提几句当年追随中央的功劳，最后在诸多目光注视下认个错。 真正的变化来得很快，人被当场控制，关进屋子，罪名一条条压下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丢失大量战略要地。对蒋介石来说，这不只是一场个人清算，也是向全国军政系统亮给所有人的一记警示。 抗战已经打响，谁还敢在敌人面前先转身、先保小算盘，就可能落到这样的下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再回头看他当初的选择，就显得格外冷峻。 韩复榘并不比别人笨，他只是太信奉旧江湖的那套活法，信情面，信例外，信那些“到不了那一步”的宽限。可一九三八年的中国，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关口，旧日那些能帮人脱身的经验，转眼就变成压在脖子上的石块。 他以为自己是去过一道关，到了开封才发现，那其实是一条只进不出的路。 这一步走错，回头已来不及，解释都没用了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