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华主席有关恢复高考的批复意见成为当时的重大决策。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整整十年,读书这件原本简单的事被搅得乱七八糟,大学不靠考试,靠的是工人推荐、农民推荐、解放军战士推荐,一张表格几段意见,就能决定谁能披上“大学生”的名头。 课堂经常被占用,真正靠本事走进校园的那条路,像被尘土盖住了。 人一多,问题就藏不住,不少青年在车间、田间、营房里干活,心里都惦记着没念完的书。按理说,工农兵推荐制照顾了出身,也选上过一批踏实肯干的人,可时间久了,门口站的人越来越多,关系、人情混在里面,谁都能看出这条路走不长。 查全性一遍遍琢磨,觉得总得有人把话挑明。他把看到的情况写进建议信里,说国家要发展离不开真才实学,高校如果不能靠考试选拔,青年会越来越泄气。他提议恢复统一招生考试,让全国青年在同一张卷子上比一比谁准备得更扎实。 建议信送到高层,放在华主席案头。 一九七七年,关于恢复高考的意见在各方面反复讨论,华主席在综合各方材料和意见后,在建议信后作出批复,同意恢复高考,要求相关部门抓紧落实。那几行字不长,等于给被封住多年的闸门拧开了缝。消息从文件里走向社会,并没有立刻被所有人当真。工厂里有人听说要恢复考试,嘴里嘀咕“还考不考得动”,手却已经去翻旧课本;乡下的知青在乡邮所门口看到贴出来的通知,脚下的泥巴没拍干净,眼睛先亮了;复员军人从连队拿到文件,嘴上说“再看看吧”,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时间。 政策写得清清楚楚: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条件合适,都能报名参加统一考试。被打散在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下子又被一张纸重新拴在一起。报名一开,各地夜晚气氛变了。 白天在机床旁站一整天的青年工人,晚上回到宿舍,在吱呀作响的铁床上摊开发黄的课本;下地干活的知青,天刚黑就点起煤油灯,趴在桌子或者木箱上写题;复员军人把站岗练出的那股硬劲儿搬到书桌前,一笔一划地抄公式、背定义。 很多人离开课堂多年,见着函数和物理题也只能硬着头皮从头看起。 没谁觉得轻松,也没谁舍得放手,心里都明白,这场考试后面,连着的不只是一个文凭,还是一条往后的路。等到走进考场那几天,不少人一夜睡不安稳。 考场门口挤满了人:有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怀里揣着准考证的工人;有从几百里外赶来的知青,背包里塞着衣服和几本卷边的资料;也有刚脱下军装的青年,在门口来回踱步,铃声一响,推荐表暂时没有用武之地,每个人面对的只剩下一张卷子。 语文、数学、理化、政治,一道道题排开,在纸上划出的不只是分数线,还是一条把过去和将来圈开的界线。 高考恢复之后,高校教室里坐着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有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少年,也有在车间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还有在连队摸爬滚打多年的复员军人。 有人第一次走进实验室,面对仪器不敢用力按开关;有人推开图书馆的门,在一排排书架间走得慢极了,生怕漏掉哪一本。课业紧,底子薄,很多人白天上课记得手酸,晚上在宿舍灯下对着公式发呆,熬过去的靠的就是那口不认输的气。 几年后,一批批大学生开始走出校门。那时国家实行统一分配,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凑在一起研究,看哪里缺人,就把合适的毕业生往哪儿送。 有人拿着介绍信去了科研院所,埋头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有人被分到大型工厂,从技术员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挪;有人回到偏远山区,成了当地第一批大学出身的教师、医生;也有人进了机关,在一沓沓公文里摸索门道。 对这些出身普通的青年来说,分配说不上完美,也未必处处合意,却让他们稳稳站上国家建设的棋盘,“高考改变命运”四个字写进了档案。社会上对考试的议论一直没停。有干部摇头,觉得几份卷子看不出一个人是不是全面可靠;有家长担心孩子扛不住压力,怕一场考试把原来的工作和前途都搅乱;也有青年干脆,认准了“有卷子总比没卷子强”,宁肯拼一回。 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实践中一点点摸索,改命题,调录取办法,多解释,多宣传,慢慢让更多人明白,统一考试在当时已经是能做到的相对公平。 时间往后推,从一九七七年算起,一届又一届大学生走进科研、工业、医疗、教育等岗位,用人单位开始更看重知识和业务,普通家庭把孩子读书当成头等大事,“知识能改变命运”不再只是口头话。多年以后,人们提起那年的春天,提起写着华主席批复意见的那份公文,常常会先沉默一下。 工、农、兵推荐曾经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一九七七年的那纸批复,却把大学之门再一次交到考试和努力手里,也把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人生路,轻轻往前推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