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3日，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1.4万名战俘抵达台湾。 蒋经国代表老蒋亲临码头。看样子锣鼓喧天，最前面是一群年轻漂亮的小姐姐手捧鲜花笑脸相迎，不知道是不是特意安排的。 1954年1月23日，基隆港有些阴潮，岸边锣鼓乱响，旗子在人群头顶晃来晃去。 前排一整列年轻漂亮的小姐姐，手里捧着鲜花，对着海面微笑。蒋经国代表蒋介石站在通道旁，目光扫过从舷梯上走下来的队伍，这一边是欢迎仪式，那一边是被换上国民党军装的志愿军战俘，场面热闹，味道却发凉。 几天前，16艘美国军舰从仁川港起航，舱门关上，1万4千多名志愿军战俘被装进铁壳。 为了配合这出戏，所有人被迫脱下旧军装，统一换上国民党军装，肩章领花扣得笔直。军舰在海上晃，基隆港渐渐露出轮廓，脚一踏上码头的水泥地，谁都明白这不是回家，仅仅是被人推到另一处棋盘。 这些战俘来自抗美援朝战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这场持续2年零9个月的战争暂时落幕。 按停战协定的说法，坚持遣返的战俘要分批直接送回，到1953年9月6日，双方把直接遣返的那一批换完，名单上却还剩下1万4千多名志愿军战俘，美方对外口径是，这些人全部“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阵营”。 战俘营里的日子和这句说法完全对不上。台湾“国防部政治部”派出数百名特务，戴着翻译、工作人员的身份在营里进出，白天劝说，晚上塞小纸条，嘴里反复念“去台湾有出路”。不少战俘本来就是从国民党军队改编过来，解放战争时期看着旧部队在人民解放军攻势下面临崩溃，为了活命才放下枪换上新军装，心里难免留下一个结。其中有人当过国民党军官，家人、旧上级还在那一边，一听见“蒋介石也派兵打朝鲜”这种说法，心思就被挑起来。 普通士兵的顾虑更简单。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只想着打完仗能回家；成了战俘，被关在铁丝网后面，吃穿都要看别人脸色。营里有人喊旧番号，口口声声“自由世界”“新生活”，这几句话足以搅乱不少人的心。有人坚持觉得回大陆才踏实，有人看到不表态就意味着挨打挨饿，流言越滚越多，纸上“自愿”两个字，慢慢变成活下去的价码。 极少数有革命资历的共产党干部在这种气氛里也开始犹豫。被俘的经历回国之后肯定要一遍遍解释，审查也许会跟很多年，难免担心组织难以完全放心。和这种看不见的压力相比，有人宁肯远走台湾，认命在那边谋一口饭吃，说不上光宗耀祖，起码能躲开那双双打量的目光。更多战俘其实心里想回大陆，只是被一圈圈逼紧，发觉连沉默都要付出代价。 营里也有人一直硬扛。60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抓住之后，刑罚一轮接一轮，始终不肯替对方念反共稿，也不肯在游行队伍里当头牌。被遣返时，他从130多斤瘦到90来斤，人快被折腾空了，态度却没松。年轻战士张子龙拒绝参加反共游行，被毒打，又被剖腹挖心，那帮人竟逼着别的战俘分食他的肉，这样的手段已经超过残忍两个字。林学逋烈士在斗争中倒下，细节被挡在档案后面，名字却在战友之间一遍遍传开。 为了在数字上堆出一批“自愿去台湾”的样板，美方和台湾当局的手段一层比一层重。有人被按在地上刺上反动文字，血顺着皮肉往外冒，人被当成一块活牌匾。谁死活不肯刺字，就被扣上一句“路线不同”，押上船丢进大海喂鲨鱼。看着同伴被拖走，许多战俘心里很清楚，签下“去台湾”，多半不是因为向往，而是想先把命留下。 1954年1月23日，军舰铁门打开，被逼着表态的人排着队走进基隆的阳光里。1月25日，全部船只靠岸，岸上人山人海，旗子、横幅、口号都准备得整整齐齐，宣传车到处找镜头。战俘按照名单被塞进225辆军用卡车，凑成5个支队，从港口开往台北。蒋介石政府把这件事当成战后的一次大收获，对内可以鼓舞人心，对外可以做成一出反共样板戏。赖名汤在其中出力显眼，官帽一路加高，从“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爬到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的位置，这条仕途背后，正是那1万4千多人的身影。 战俘们经过审查，多数被分派到国民党军基层部队里“监视使用”，既是兵，又像犯人。 熬到退伍，文化水平低、手里没什么本事的人，成了码头搬运工、建筑工、杂役，一辈子清清苦苦。有些念过书、做事有门路的，开店、办厂，慢慢做成老板。 等到两岸关系缓和，当年的一部分战俘披上“台商”的身份回到大陆探亲，在家乡受到地方政府热情招待，桌上杯盏碰得叮当作响，那段战俘经历往往被压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