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的工业体系有多完善？举个例子。在小县城里，当时有水泥厂、氮肥厂、造纸厂、制药厂、机械厂、纺织厂、糖厂、酒厂、皮鞋厂、家俱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伞厂、棕制品厂、豆腐乳厂、笔杆厂，等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计民生所需的很多东西，这些工厂都能生产出来。 很多小城当年就是这副模样：城外是水泥厂和氮肥厂，河边是造纸厂，街口挂着制药、机械、纺织的牌子，往里有糖厂、酒厂、皮鞋厂、家俱厂，角落里挤着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还有伞厂、棕制品厂、豆腐乳厂、笔杆厂。 吃的、穿的、盖房的、种地的，都能在这片地方解决。 把时间往前拨一百多年，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建国，中国折腾出过些新玩意。清末办洋务，建江南造船厂；慈禧年间修铁路、办发电厂、点电灯、开火柴厂。 机器一船船从国外运来，关键零件不会造，技术工人多是洋人，本地人多在旁边跑腿。 民国喜欢说“已经能造汽车、造飞机”，真要问车型、年产量、发动机排量、油耗，飞机的起飞距离、载重、发动机型号，往往说不清，多是整车整机拉进厂里喷漆、换螺丝，或者按图把进口零件拼一拼。 一辆汽车大约六万个零件，一架飞机二十万个零件，要让这些零件从毛坯变成整机，需要成千上万家配套工厂。只有几栋厂房，靠买来的零件拼装，就敢自称工业国家，这样的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常见，谁心里都清楚离真正的工业强国还差得远。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又把这点家底折腾得所剩无几，一九四九年接手时，只剩几处残破厂房和零散技术人员，一穷二白不是比喻，是账面状况。 毛主席这一代人干的，是从地里把工业一点点往上拽。矿山先开，矿石一车车拉出来，钢铁厂跟上，把它炼成钢，再轧成钢轨、钢板、钢筋。机械厂接过钢材，造出车床、齿轮、轴承，一台台机床从车间里开出来，再送往别的车间继续干活。机床铺开，轻工业才有底气。纺织厂把棉花变成布，自行车厂压出车架和轮圈，电器厂试着把收音机、电视机组在一起。 小县城那一圈工厂，就是这条链条的末梢。水泥厂出厂的粉料直接变成桥墩和房梁，氮肥厂的化肥送进田里，亩产往上顶，不靠喊口号。造纸厂熬出的纸，一部分进学校，一部分进笔杆厂，削成铅笔、笔杆，在学生和干部手里转圈。制药厂撑起常见疾病的用药，机械厂和农机修造厂把拖拉机、收割机、机床修得听话，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盯着来往车辆，糖厂、酒厂、皮鞋厂、家俱厂、棕制品厂、伞厂、豆腐乳厂，把嘴上、身上、家里的需求一块兜住。 把镜头再推远一点，两弹一星站在顶端，很难再用“没有工业”来形容这个时代。毛主席去世前，中国已经把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做出来，这三样东西背后，离不开化工、冶金、电子、微电子、计算机、无线电一整片行业。火箭要飞得稳，燃料配比、燃烧温度、推力变化，需要化工和工程反复摸索；化工上了台阶，农民用的化肥、农药，城市楼桥用的油漆、防腐涂料，家具厂用的胶水，电子厂用的电容、电阻，也跟着有了底气。 火箭外壳不能拿普通钢板糊弄，冶金得炼出各种特殊合金，还要做到大批量生产时性能稳定、成本压得下来。卫星肚子里塞满电子元件，没有过硬的电子、微电子、计算机和无线电技术，只能是天上的废铁。战斗机被称作重工业之花，材料和发动机都不许差。能造战斗机、导弹、卫星、核潜艇，又能在田里种出杂交水稻，这说明背后已经站着几百万科学家、工程师，还有一大片科研院所和工厂在打配合。 国家搞高技术，习惯把最尖的东西先给军工用，再往民用倒。两弹一星、核潜艇，带来的不只是威慑，还有一大堆工艺参数、材料配方和工程经验，是一代人脑子里存着的“活账本”。这些本子一页页往下翻，小县城的水泥厂、氮肥厂、造纸厂、制药厂、机械厂、纺织厂、糖厂、酒厂、皮鞋厂、家俱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伞厂、棕制品厂、豆腐乳厂、笔杆厂，才能在砖墙瓦顶之间，把国计民生撑起来。 有些说法只盯着票证和工资条，看见“穷”，看不见从零摸索出来的工业门类，也不肯承认后来生活是踩着这套底子往上走。八十年代以后城市灯火确实亮了，街头也多了新口号，“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宁可花钱买别人的技术，也不愿意养一批科学家啃十几年的硬骨头；“卖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成了顺口溜，故事里的摊贩一个月赚上千，那会儿不少人工资才四五百，不少宣传都在讲这些例子，搞科研在很多人眼里变得又慢又“傻”。 长期习惯买现成技术，不肯下笨功夫，时间一长，科研圈里有人开始琢磨课题怎么变项目，真正肯死磕一个难题十几二十年的科学家越来越少。反过来看，毛主席时代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挖矿、炼钢、造机床，干出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把小县城的工厂铺到这种密度，这样的基础不是几句“落后”“贫穷”能抹掉的。印度阿琼坦克鼓吹国产二十年，零件有一半要进口，履带跑几百公里就断，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解决国产履带易断的问题，这组对比放在那里，谁扎实谁心里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