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就说过，溥仪不能杀，要是搞特赦，头一个就该放他出来。 他讲，溥仪毕竟当过三年皇帝，以前是全中国最高的掌权人，虽然他登基时才三岁，没啥实权，但在老观念里，皇帝就是最大的象征。第一个特赦溥仪，正好能看出新中国心胸宽大，也说明我们有本事把任何人改造成新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里人坐得满满。 名单念到“溥仪”两个字时，许多人的目光一下子投向“九八一号”的座位，这个名字居然排在新中国第一次特赦名单的最前面。 他缓缓站起，走到台前，接过特赦通知书，手心都是汗。 在抚顺当了十年战犯。 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能杀，要是搞特赦，头一个就该放他”，这一天等于把这句话落了地。 往前翻几年，两个人还关在苏联。 爱新觉罗·毓岩是道光帝第五子的曾孙，按辈分算溥仪的侄子，只敢在伪满宫里称“皇上”。那时溥仪心里还揣着旧朝廷，突然要立太子，让毓岩对着一只黑皮箱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箱子里塞着四百多件珍宝，是他全部身家，也被当成“大清”仅存家底。礼行完，毓岩被认成“继子”，改口叫“皇阿玛”，后来回想，只觉得像两个人抱着一只箱子做梦。 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梦被打断。 溥仪等人被押上回国的火车，目的地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 他对自己在二战时的所作所为心里清楚，也知道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汉奸”这三个字已经挂在身上。八月五日清晨，下车那天，他戴着黑礼帽，穿黑西服，一手文明杖，一手挎风衣，身边还是那只跟了多年的黑皮箱。 管理所发囚服，他掂着那身灰布，嘟囔一句“像寿衣”，终究还是穿上，换来一个冰凉的编号：“九八一号”。 刚进管理所那阵，毓岩嘴上不再叫“皇阿玛”，手上干的仍是伺候活。改造课一堂堂上，工作人员把封建王朝那套规矩一点点拆开讲，他听多了，慢慢明白从前那些君臣纲常，说白了就是一套让人一辈子跪着的道理。他开始跟着大家劳动、学习，习惯着把自己当普通犯人。因为转变快，他被推成自理组织负责人，负责检查宿舍、评卫生。 溥仪那边，改造的难点落在生活琐事上。 四十多岁的人，连叠被子、穿袜子、洗衣服这种本事都不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护士长赵毓英看他洗个衣服磨磨蹭蹭，集合时总比别人慢半拍，只能摇头，说一句“跟小孩一样”。管理所索性把他单独隔出来，让他从刷碗、叠被、擦地这些小事做起。 毓岩一边按制度扣他的卫生分，一边劝他把那只装着四百多件宝贝的黑皮箱交给国家，别再当成“大清脸面”。 一九五七年，轮到毓岩先获释。临走前，他去监舍里向溥仪道别。 那张脸上喜忧掺杂，说不上完整的话。 想到这个人从三岁进宫起，到伪满皇宫，到战犯管理所，一辈子几乎都关在墙里，他只留下一句：好好改造，总有出去那一天。这句话不算多重，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心里，让溥仪从那以后对劳动、学习都更上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特赦大会那天，“溥仪”这个名字排在名单最前面，他从座位起身，走上台，接过通知书，回到座位时眼泪止不住，忍不住高声喊出“祖国万岁”。 以前听惯别人对自己喊，这一次，轮到把这三个字送给新中国，这一声喊等于把前半生那一套旧身份统统掀翻。 出狱以后，他暂住在五妹夫嘉熙家。消息传到北京另一头，在工厂干活的毓岩连着确认好几遍，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下。打听清楚住处，两家离得不算远，他一路走一路琢磨该怎么称呼，嘴里试过“委员”“同志”，越试越别扭。推门那一瞬，所有预备好的称呼全忘了，一声顺口的大叔先蹦出来。溥仪愣了一下，很快应了一声，两个人对视着，眼圈一起红了。 之后几年，毓岩隔三差五去看他。 溥仪会给他倒水，会陪两个小侄儿玩，有次毓岩生病，他还坚持陪着去医院，从挂号到拿药全包下来。对熟悉他前半生的人来说，这样的画面难免有点恍惚：曾经被万众簇拥的末代皇帝，慢慢变成一个会心疼亲戚、肯替别人跑腿的人。 一九六七年，溥仪病重，确诊患有肾癌、尿毒症和贫血性心脏病，住进北京的医院。 毓岩去探望，起身告辞时，他非要把侄子送到病房门口。人站得很吃力。毓岩走到拐角，心里一紧，忍不住回头，只见那个人还站在门边，被灯光拉出一小截细长的影子。 十月十七日凌晨两点三十分，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岁。 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讣告，称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写明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和逝世时间。 末代皇帝这四个字没出现，可真正见过他的人都明白，从黑皮箱前的三跪九叩，到抚顺监舍里的生活自理，再到北京居民楼里的那声“大叔”，已经把毛主席那句话印证得很清楚：人要肯回头，路就能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