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件事，看得我半天没缓过神。 陈独秀，对，就是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晚年穷困潦倒，靠给出版社编一本《小学识字教本》糊口。结果呢？国立编译馆认为书名不够正式，想让他改改，他梗着脖子就是不同意，扭头就把预付的稿费给退了回去。 陈独秀不愿改书名，不只是书本两个字的事。这股子倔劲，不是一时冲动。他这一辈子太多事了，哪一件不是跟“硬骨头”沾边？ 时间拨回到1938年，国民党这边给他抛来一个橄榄枝——劳动部长的位置，待遇好，权力大，但只要这点东西就能让陈独秀低头，那他也不是陈独秀了。他拒得干脆，“蒋介石杀我儿子、杀我同志，我不能和他共戴一天的天”。 话说出来谁都震了。 这两个儿子，不是普通人，是早年中国共产党骨干。长子陈延年，1927年上海被捕，严刑逼供也没低头，最终被国民党处决。 次子陈乔年，1928年也在上海遇难。两个年轻人，一个29岁，一个26岁，白白死了，陈独秀从没原谅过自己，更没原谅过蒋介石。后来人家说他怪脾气，不识时务，那不过是外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1939年，他在重庆江津，穷得屋里连块像样桌子都没有，潘兰珍守着他，一起种土豆过日子。当时教育部愿意给2万元稿费，让他写本《中国文字说明》，钱都先打来了。 他高兴得不行，赶着写书，用的还是他早年的《识字初阶》打底。可陈立夫一句话，“‘小学’容易让人误会成低年级课本”，直接让他炸了。 “‘小学’二字是古训，不容你们乱改。”陈独秀拍桌子，谁劝都没用。就连潘兰珍都忍不住了，说家里都断米了，能不能先花点那笔稿费买点米，他摇头，说那钱不是生活费，是书稿预付款，不改书名就不能动。 这回是真穷得走投无路了，他把朋友送的灰鼠皮袍拿去当了，才换回一点米。 这不是他第一次退钱。朱家骅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敬重他，送了5000块现洋当接济。他回了一句话，“却之不能，受之有愧。” 谁都没想到，陈独秀连这钱都不肯收。 可话说回来，他确实过不去那个坎儿。当初在北大做教授时，号召学生反旧文化，写文章批孔子；后来创办《新青年》，一个人扛起整个新文化运动。这么一路走来，他就没服过谁。 他晚年跟弟子台静农说，他不想写那种翻来覆去的文字学，他要写就写一套科学、系统的新典籍。印刷方式还指定石印，绝不能用木刻。 学术的事，马虎不得。正如他说的：“文字，是民族的根，不能乱动。”这本书最后没能正式出版，他只好让编译馆油印了50本，送给朋友和学生做纪念。 他这一生，其实就是一部倔强的书。 到了1942年，他病死在江津石墙院，走的时候没留下几件值钱的东西，那2万元稿费也一分没动，早就退回去了。 陈独秀那口气，就是硬生生撑到了最后一刻。不是没人帮他，不是没人敬他，而是他只信自己那一套理，改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