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修改我的长篇，接到一个电话。 是文友打来的，说最近要去参加省里的会议，让我早做准备。 我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还盯着屏幕上那段卡了三天的对话——男主该不该在这时候跟女主坦白呢？坦白了吧，显得太急；不坦白吧，后面误会越滚越大。光标一闪一闪的，像在催我。 挂了电话，屋里一下子静了，就剩空调外机在窗外嗡嗡地响，像个老人在叹气。我往后一靠，椅子吱呀一声。去年这时候，我也为这个会折腾过一回。特地去染了头发，三年没动过的白头发，硬是染成了黑漆漆的，照镜子都觉得里头那个人有点陌生。还买了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厚实，宽大，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觉得有安全感。结果会没开成，毛衣也就去年冬天套过一回，后来一直挂在衣柜最里头。 昨天回老家吃喜酒，不知怎么的又把它翻出来了。穿上身，站在堂哥家那面有点水银斑的旧镜子前一看，是还行，就是觉得哪不对。哦，是太大了，袖子长得能藏住半只手。去年明明喜欢这种被包裹起来的感觉，今年却忽然觉得它累赘，拖拖拉拉的。宴席上吵得很，小孩到处跑，鞭炮一阵一阵的，我隔着热腾腾的饭菜雾气看着那件毛衣，心想，回来就把它收起来吧，该买两件衬衫，利落点。 手机又震了一下，大概是文友发的会议日程。我没看，手指在删除键上停了半天，还是没按下去。这段情节是得改，不改后面全是窟窿。可这一改，从第十八章到三十五章，人物的动机全得顺一遍，想着都头皮发麻。 这两部长篇，像两个养了太久、枝杈横生的老树，修剪起来，一剪刀下去，不知道会掉下多少叶子。有时候改着改着，会突然忘了最初为啥要安排这个配角出场。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来，远处楼的轮廓模糊了，先亮起几盏零星的灯，接着成片成片地亮起来。我起来开了灯，回头看见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忽然有点恍惚：这五年，一天天的，就在这键盘声里过去了？一千万个字，听起来吓人，摊到每一天，也就是坐在电脑前头的这几个钟头。 五十八了。脑子里冒出这个数的时候，自己都顿了一下。楼下传来谁家炒菜的刺啦声，带着股葱蒜的焦香。我还能坐在这里，为了一段对话、一件毛衣去不去开会这种事儿琢磨半天，好像……也不算太坏。 去开会，无非是见些人，说些话，握几下手，吃几顿差不多的饭。回来，稿子还得自己改，一个字也不会少。文友说这是个机会，可我寻思，我的机会好像不在那头，就在这屏幕的光里，在我这双还能敲字的手上。 我重新坐直，把手机屏幕扣在桌上。那个会，要不就……算了吧。 手指放回键盘，找到刚才那段对话，想了想，把男主那句绕了三个弯的台词全删了，就给他留了最直白的一句。改完，顺手把文档里“宽松毛衣”的描写也找出来，全换成了“熨帖的衬衫”。 窗外彻底黑了，我屋里的灯，还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