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李鹏在重庆实地考察三峡，当年，国家要求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以钱正英部长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十四个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重新论证。 一九八六年，长江边的重庆还是老样子。 那一年，李鹏到三峡一带看水看山。水利部接到要求，要重新拿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请钱正英挂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拉起，底下十四个专家组分头下手，水文、地质、移民、环境、电力都有人管，两年八个月里，三峡那段江面像被掀开盖子，各种账摊了一桌。 这些材料后来被整理进《李鹏论地区经济》。 二〇一六年一月，这本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收了一百五十篇文稿，从一九八三年排到二〇〇三年，约三十八万字，部分首次公开。 前言写得很直，多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跑现场、听汇报之后的讲话，也有从全局和区域角度谈经济政策的文稿，看得出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任职期间，摸清各地家底，也勾出沿海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脉络。 三峡夹在这些思路里，工程讨论了三十多年，一九九二年被推到台前。 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四月三日开到关键一程，代表面前摆着《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按键表决的数字写得很清楚，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对一百七十七票，弃权六百六十四票，还有二十五个人没有按表决器。会议同意把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具体什么时候动工，由国务院看国民经济的节奏和国家财力物力，挑合适时机实施。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在北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 会上谈到电力，没有充足的电力，发展经济就像背着石头跑。 对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九十年代的打法心里有账，火电是主力，核电适当上，三峡水电要同步考虑，用来顶住工业和生活两头的用电需求。 说到三峡，不只看电表，也看水位。 长江洪水一起，沿岸人心就悬着，武汉这样的城市，每到汛期都像在堤顶挪步。围绕要不要上三峡，当时桌面上确实有两派。有人盯着发电，主张先支流后干流，多建支流电站，把风险压小一点。对武汉防洪这种硬杠杆来说，支流怎么折腾，也顶不上干流上的那道闸门。 一九九二年的人大会上，代表对防洪问题争得很细，发电效益、电价、电网、输送半径都算得出，更压在心上的，是长江水位线。 后来回顾这段过程，防洪被认定为决定修建三峡大坝的关键一环，三峡工程不只是为了多上几台机组，更重要的是给长江中下游多加一层保障。 湖北在这盘棋里，被视作最大的受益者。 二〇〇二年五月六日，在湖北考察、听省委省政府汇报时，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建设三峡工程，就是为了解决湖北防洪等重大问题，这话一点不算夸张。 既然受益最大，湖北多扛一点责任，被看作顺理成章。 工程要干先搭架子。一九九三年一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主任。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宜昌三斗坪举行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当场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多年论证落在地面上，变成炸石声和机械声。 难题在移民。移民工作被定性为直接关系整个三峡工程的成败，口头说百万移民，数字一拆，百分之八十五在重庆。沿江不少地方早早富起来，三峡库区却还是不发达、比较贫困。工程一开动，劳务、建筑业、运输业都要跟着动，这里面有压力，也有门路。 如果把移民当成单纯搬家，日子很难有起色；顺着国家提的“开发性移民”往下走，借工程的风把产业和人一起挪动，脱贫致富才有盼头。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 讲话里有一句话分量很重，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其中一条意义，就是有利于组织实施三峡库区的开发性移民，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加快库区经济发展。 直辖以后，重庆在财力统筹和项目协调上手更长一些，对接百万移民这摊事，有了更多底气。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再到重庆考察时，三峡工程建设被直接点名是重庆的机遇之一。 国家提的开发性移民，说穿了就三句，搬得出，稳得住，还得慢慢富起来。已经搬迁和正在搬迁的人，看着新房、新厂、新码头，对未来的说法也变了，开始讲“看到了希望”。 对口支援的作用在库区表现得很直接，全国不少有名的企业到三峡库区落户，带着技术和市场，把当地企业的起点抬高了一块。对原来的库区企业，如果不搬迁，守着原来的技术水平不肯挪步，很容易失去市场，甚至被迫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