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张作霖治下的铁路局长常荫槐因公出差。听手下说头等包厢有个男客，不买票

1925年，张作霖治下的铁路局长常荫槐因公出差。听手下说头等包厢有个男客，不买票还嚣张跋扈，于是前去查看。 京奉线上那天风大，车刚进站，站台一片白汽。 稽查员跑来，说头等包厢里有个奉军团长，不买票，占着座骂人，还拔枪吓人。常荫槐听完，转身上车。团长看到来的是铁路局长，反倒更横，枪往桌上一拍：“军装就是票。” 结局突然翻了面。枪被夺下，人被拖到站台，他报请张作霖，当众处决，那是一九二五年。 奉军上下都傻了眼，一个铁路局长真敢在站台上杀团长。 消息回到大帅府，张作霖只丢下一句：“这小子，有种。” 这个“有种”的人，底子不薄。一八八八年，他生在吉林梨树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东寿光，常家搬到梨树西北刘家馆子乡，在东北扎了根。 兄弟四个，他排老四。大哥常荫廷是甲午科举人，在黑龙江做过县知事和道尹，当过交涉员、铁路总办，还进过省政府参议。常家在讷河县境内田地成片，“天亮骑马巡地到天黑还没到底”是管事人的话。沈阳天后宫附近还有一处“常公馆”，说明这家人在东北很站得住。 一九一零年，他从奉天法政学堂毕业，大哥把他带到黑龙江谋职，先在都督府军需科挂名，很快进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当少校军法官。 军法这一行讲究“硬”，他断案不认情面，得罪人不少，却被师长看中。 之后许兰州投靠“东北王”，部队改编成奉军，常荫槐也顺势成了奉系的一员。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起来，几路奉军溃败，往关外乱撤，沿途抢掠，军纪散光。 张作霖急得翻人，想起这个军法官，任命他为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处长。 常荫槐上任，对溃兵下重手，很快压住乱局，让奉军好歹有点样子地退回关外。一九二三年，他兼祧昌道清乡督办，重兵剿匪，手段极狠，也招来“污良为匪”的控告，这事压了下去，他在刀口上又挨过去一次。 真正把他推到台前的，是京奉铁路。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把这条线当自家后院，“妈拉巴子是月票，后脑勺是护照”，无票乘车成了惯例。一九二五年他接任局长，把规矩写死：各大车站派武装稽查，军官一样得出示车票。站台枪决团长，是一记重锤。 张作霖五夫人的厨师，无票强占头等包厢，被赶下车，他又命人在站台当众杖责。 厨师回去哭诉，寿夫人去大帅府说理，张作霖却说：“正需要这种人。”从那以后，奉军再上车，多多少少收敛了一截。 职位也一路往上，一九二六年，他兼任奉军政务处处长、交通司令；一度在交通部唐山大学挂校长名号；一九二七年起，进北京政府交通部，当次长、代理总长，一九二八年兼管奉海铁路局。军、政、路几条线系在一身，权势越聚越重。 对外，日本盯紧东北。 一九二七年夏，田中义一内阁密议“满蒙五路”，十月签成“新五路协约”，约定五条铁路交日本承包，须另行正式签字。 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代表到北京逼签，张作霖点名让常荫槐落笔，他硬生生拒绝。 后来日方要求东北当局承认新约，他回一句“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同年六月四日，专列在皇姑屯被炸，张作霖重伤不起，他在车上，只因临时起身走到车厢接头处，被震倒在地，落了个轻伤。 老帅一倒，奉系就得推新主心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张学良召集奉系元老，在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上选保安总司令。 张作相表示“子承父业”才合情理，愿全力辅佐少帅；杨宇霆是“士官派”代表，有老资格。举手表决时，多数人投向张学良，只有常荫槐那只手没抬，从那天起，他站在杨宇霆那一边。 同年奉军从北京撤退，他下令把京奉路机车和车辆全拖回关外。 南京方面派京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向张学良交涉，张学良同意放回，他回一句：“这是我的事，这些车归我管，他管不了我。”七月，他升任黑龙江省省长，借着家族旧网和杨宇霆在兵工上的支持，擅自动用铁路资金，编练大约二十个营山林警备队。 张学良明确反对，他照旧我行我素，东北当局的戒心一点点攒起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全国，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宣称服从国民政府。 沈阳城里各机关、学校、商号都换旗，杨宇霆、常荫槐两家公馆却一直没挂。 几天后，火气有了出口。 常荫槐先从黑龙江赶到沈阳，要张学良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改用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刘哲，还拿着纸笔，当面逼少帅签字。 事没成，他出门后怨言四起。 一月十日下午，他和杨宇霆再进帅府，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署，以他为督办，说这样就能把中东铁路抓在手里。两人拿出事先拟好的文件，催张学良立刻签字。 张学良只说东北局势刚稳，涉外交之事得慢慢议。常荫槐撂下一句“少扯这些，赶紧签”，一点面子也不给。 人前脚离开，命令后脚就下去了。 傍晚，沈阳飘着雪，帅府老虎厅里，卫士已经布好。 杨宇霆、常荫槐照约而来，落座，拿出文件等签字。门被推开，卫士一拥而上，把两人按在椅子上，当场宣读“反对易帜、阻挠统一，奉命立即处死”。 几声枪响，血迅速浸透老虎厅的地毯。 那个在站台上不眨眼枪决奉军团长的铁路局长，最后也被一句“立即执行”扣死在自己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