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主席问了贺龙和邓小平一个问题：“中国有几个台湾？”不等二人回答，他再次开口：“福建以南有个‘大台湾’，四川西北有个‘小台湾’，要解决大台湾的问题，你们要首先解决‘小台湾’。” 1949年国民党撤离西南前，构建了严密的潜伏体系：划分16个游击区，培训4700余名游击干部，遗留大量电台与武器，且与台湾保持直接联络。该势力并非普通匪患，而是组织化的反革命武装。 1950年的“龙潭寺惨案”充分暴露了匪患的危害程度。解放军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在成 都龙潭寺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土匪袭击牺牲。 惨案发生后，成都周边十余县同步爆发暴动，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紧急草拟电报直呈毛主席，明确提出“剿匪已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至1952年，四川大部分地区匪患已平定，但国民党溃军军官傅秉勋窜至阿坝黑水地区，煽动当地大头人苏永和发动暴乱，将该区域打造成“小台湾”。 傅秉勋绝非普通溃兵，其为黄埔五期毕业生，曾在胡宗南部升任师长，后转投杨森部任军长，因卷走军费遭蒋介石通缉。 苏永和作为黑水最大头人，手握乾隆御赐金印却未获国民政府认可，持骑墙态度，直至傅秉勋出示蒋介石亲笔册封电报才彻底倒向匪特，纠集3000余人马却对外号称“十万大军”。 黑水成为顽疾的核心在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群山环抱、交通闭塞、海拔落差大，具备易守难攻的长期割据基础。 黑水的战略位置更具风险，剿匪总指挥郭林祥在回忆录中明确记载：黑水若失控，将辐射甘南、西康等藏回彝族地区，直接影响新疆、西藏稳定。 当时美国已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若“小台湾”与“大台湾”形成呼应，新中国将陷入南北受敌态势，这正是毛主席关注的核心风险点。 解决“小台湾”的战役实施难度极大，贺龙在重庆军事会议上任命郭林祥为总指挥，制定“三线合围”战术，其中西线部队面临的考验极为严峻。 该部队需翻越海拔四千余米的亚克夏雪山，山区终年积雪，山道仅容单人通行，火炮无法由骡马驮运，全靠8名战士合力抬运，多名战士冻伤后仍坚持修路推进。 战役胜利的关键环节隐藏于一家杂货铺，1951年夏，杂谷脑镇“利源商号”开张，掌柜是公安系统资深情报员王显忠，以售卖盐巴、砖茶等藏区必需品为掩护，实则为208情报站。 他与伙计们熟练掌握藏语，常帮牧民修补农具、兑换物资，逐渐赢得信任。 情报传递采用“货物暗号”：砖茶捆扎时若多缠一道麻绳，即表示有紧急情报，由送货员将微型胶片藏在茶砖孔洞中带出。 他们还发展了3名当地商贩为线人，精准摸清匪特12处火力点、3部电台位置及傅秉勋指挥部坐标，这些情报为战役部署提供了核心支撑。 1952年6月战役发起，瓦钵梁子的拉锯战牵制了匪特主力，而此前被匪特判定“无法翻越”的亚克夏雪山方向，西线部队突然出现，匪特迅速陷入混乱。 7月24日，东西两线部队在麻窝会师，全歼守敌。同年国庆，毛主席审阅黑水大捷捷报后评价：“黑水战役取得了军政双胜”，即既歼灭敌对势力，又赢得藏区群众支持。 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剿匪仅为军事行动，实则解决“小台湾”的核心在于争取民心。当时四川大学12名藏族、汉族学生组成“助剿服务队”，不仅承担向导、翻译工作，还带着药品为牧民治病，宣传政策。 傅秉勋逃亡时被牧民发现举报，最终在渡河时被击毙。苏永和投诚后，主动将乾隆金印上交政府，还亲赴周边8个部落劝说头人归顺，协助解放军收缴武器2000余件。他后来担任黑水县政协副主席，用亲身经历向群众宣讲民族团结，成为“军政双胜”的鲜活例证。 解决“小台湾”亦是对美国干涉的隐性回应，1952年中美在朝鲜战场处于对峙状态，美国持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议题。 若西南存在割据势力，美国极可能借机扶持，形成“双线施压”格局。黑水战役的胜利，相当于斩断了外部势力干涉的潜在跳板，为后续应对台湾问题清除了后方隐患。 剿匪部队在藏区建立基层政权，推广生产技术，改变了当地长期闭塞的状况。这种“军事打击+民生改善”的治理模式，后续成功应用于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治理实践，印证了“先安内后攘外”战略的可行性。 回溯毛主席的提问，其战略内涵清晰明确：国家统一并非单一战场的对抗，而是内部稳定与外部博弈相结合的系统工程。 “大台湾”属显性领土问题，“小台湾”为隐性根基问题。内部若存在分裂隐患，外部威慑难以形成实效；唯有筑牢内部防线，才能掌握统一大业的主动权。 如今亚克夏雪山脚下的烈士墓，无声见证着那段历史。抬运火炮翻越雪山的战士、潜伏于杂货铺的情报人员，他们或许未曾明确认知到作战目标的“小台湾”定位，但以生命守护的是国家统一的根基。 MCN双量进阶计划 （信源：1952年毛泽东为何问贺龙邓小平：中国有几个台湾？——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