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19年那年，他进了北京清河镇陆军预备军官学校，第二年转到了保定军官学校，那地方是当时的兵源摇篮，出了不少后来在历史上留名的人，他学的是步兵科，操练严格，课程紧凑，什么队列、测绘、射击，一个也不落，毕业后被分到边防军第二师当少尉见习官，一开始只是个小角色，但对他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起点。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不同部队之间调动，慢慢爬升，做过排长、连长、营长，1924年又回保定学校进修，出来之后去了湖北，加入了王都庆的部队，负责师部事务，补给协调、调兵遣将样样都得管，那几年军阀混战，虽然枪林弹雨没少见，但他的位置让他积累了不少经验。 1926年，他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他当上了第八师第一团团长，参与了北伐战争，战场上拼过命，指挥过硬仗，也受过伤，但他最记得的不是枪声，而是蒋介石巡视时注意到了他的单杠表演，从那之后，他的仕途开始顺了起来，1930年，他被调到太原绥靖公署，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独立第七旅旅长，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高层”的边缘。 抗战爆发后，他跟着傅作义去了绥远，那是一片辽阔的草原，马蹄声比枪声还密，他带着骑兵部队打游击，伏击、夜袭、快打快撤，靠的是地形和速度，战果不小，他升到了骑兵第四师师长，后来又当上了第三十五军副军长，那几年，他在军队里的威信逐渐建立，兵们信他，傅作义也重用他，有人说他打仗靠狠，有人说他靠稳，实际上，他只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冒险，什么时候得收手。 抗战胜利后，局势变了，国共内战打响，他的老上司傅作义开始不想继续盲从蒋介石，打算走独立路线，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在算，他知道局势已经开始倒向解放军，但又不愿轻易割舍与国民党的关系，这种两头下注的做法，让他在之后的决定中左右为难。 1948年，平津战役打得正紧，张家口、新保安相继失守，傅作义开始秘密与中共谈判，他表面上附和，私底下却安排人干扰中共联络活动，甚至发生了士兵袭击代表的事件，造成了伤亡，为了掩盖真相，他下令枪决了涉案人员，想一笔勾销，1949年8月，傅作义飞抵绥远，他当面表示支持，在通电上签了名，那时他心里也清楚，再不表态就晚了。 通电之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职位不低，权力不小，看起来是起义成功的典范，但心底那点旧情没断，他仍然保留着国民党给的委任状，还让手下藏着部队番号册，没过多久，他就开始着手联系旧势力，他找来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排辎重营营长李玉浩去香港，转道台湾，和国民党特务接上头，任务明确：汇报部队情况，接受指示，带回电台和经费。 这些事，在刚成立的新中国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情报部门盯上了他，但没有立刻动手，而是继续观察和收集证据，那时候，朝鲜战争刚爆发，国内外形势都紧张，部队里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苗头，他还在煽风点火，觉得机会可能又来了。 1950年11月，华北军区通知他去北京参加部队改造总结会议，他带着公文箱从绥远出发，火车进了北京站，刚下车，几名警卫战士迎上前来，直接宣布逮捕，他被押走时，没有反抗，只是低头不语，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军区掌握的证据很扎实，李玉浩的供词、通信记录、资金往来，一样不少，他面对调查，没有狡辩，签了字，认了账，傅作义看了材料，沉默很久，董其武请求从宽处理，聂荣臻也表示可以免死，毛主席提出“杀降不可”的原则，他被判了17年徒刑，押往秦城监狱服刑。 入狱之后，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军长，每天干活，扫院子、整理仓库，日子过得清淡，他不再说话多，只是偶尔写点东西，算是自我反省，那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剧烈，他在里面却像被封存在时间之外，1976年，他刑满释放，已经76岁。 出狱后，他在北京定居，领着生活补助，不再参与军政事务，后来还成了政协委员，偶尔参加会议，听听发言，做些记录，他晚年写下自述，承认当年接受蒋介石拉拢是权宜之计，也表达了对起义选择的肯定，1993年1月，他在北京病逝，93岁，葬礼很简单，没有太多排场。 信息来源：知网——回忆北伐,抗战与"绥远起义.刘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