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共战史，彭德怀战功最大。朱老总在彭德怀落难时说过一句公道话：我们最难走的路是他走的，我们最难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讲艰苦卓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老总说的都是实在话。 朱老总这句话，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那时候，彭德怀正因为“万言书”被彻底打倒，住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里种地读书，处境艰难。能在这种时候站出来说句公道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更因为这番话本身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不妨顺着朱老总的评价，看看彭德怀走过的路，打过的仗，到底有多“难”。 先从起点看。1928年平江起义，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彭德怀当时是湘军的团长，待遇优厚，前途看似光明。可他不干了，领着八千人马掉转枪口打国民党，这决心下得狠！起义后立马就难了，部队缩编成红五军，在湘鄂赣的穷山恶水里打游击，天天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追着跑。 这跟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走出来的队伍还不一样，他们是“半路出家”，一开始就得独立应付极端残酷的生存考验。这种从敌军阵营“反水”杀出来的血路，其凶险和复杂，不是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这条“最难走的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军事生涯的底色——总在绝境中开路，总在劣势下搏杀。 真正的炼狱，是长征。湘江血战，红军从八万锐减到三万，尸山血海。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任右翼阻击，打到最后，军团政委杨尚昆都亲自提枪上了前沿。仗打完了，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李德的面骂街，说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这话糙理不糙，直指瞎指挥的痛处。等到了陕北，红军的局面依旧危如累卵。直罗镇战役算是立稳了脚跟，可真正的生死考验还在后面。东征山西，西征宁夏，哪一仗不是以弱敌强？打不开局面，中央的生存都是问题。 尤其是山城堡战役，那是三大主力会师后打的最后一仗，彭德怀统一指挥，一举歼灭胡宗南一个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最后一次围剿。长征路上最险的关，陕北初期最难的仗，彭德怀几乎都在扛大梁。这不是偶然的，中央清楚，这副最硬的担子，就得交给最能扛、也最敢打硬仗的人。 抗战时期，百团大战是他指挥的。这场战役后来有争议，但回到1940年的情境，八路军在敌后急需打破日军“囚笼政策”，振奋全国民心。彭德怀拍板打了，规模远超预期。战果巨大，压力也巨大。日军随后报复性的大扫荡，华北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彭德怀作为华北前线最高负责人，这口“锅”他得背着。他后来在自述里写，从未后悔发动此战，因为“是敌人要打，不是我们要打”。这种基于战略主动性的决断，本身就意味着要承担最大的风险和后果。 解放战争，他的担子一点没轻。撤出延安后，他手里就两万多人，要对付胡宗南二十多万美械部队。毛主席都说：“延安我们就不要了，把这个包袱让胡宗南背上。”话说得洒脱，可实际打仗的人压力山大。 最难的一仗，恐怕还是抗美援朝。决策出兵本身就难，谁去挂帅？林彪称病，粟裕身体也不好，这副千斤重担，又历史性地落在了彭德怀肩上。跨过鸭绿江时，敌我装备差距是天壤之别。他指挥志愿军，用穿插分割、近战夜战，硬是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推回了三八线。 五次战役，每一次都是极限操作。尤其是第二次战役的迂回穿插，三十八军一夜奔袭七十多公里，堵住美军退路，这才打出了“万岁军”的威名。这需要指挥员多大的胆魄和决断力？在异国他乡，面对世界头号强国，后勤几乎断绝，这仗的艰苦卓绝程度，确实到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极端。朱老总说他打的是“最难打的仗”，朝鲜战场就是最极致的证明。 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晚景却如此凄凉。朱老总在1962年为他说话，是基于最朴素的事实判断。彭德怀的性格，就像他打仗的风格，刚直、火爆、不懂转弯。这种性格在战争年代是利剑，能劈开一切艰难险阻；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却容易碰得头破血流。他看到了问题就要说，不顾场合，不计利害，“万言书”事件就是这种性格的必然产物。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一个能征服最残酷战场的人，却无法适应复杂微妙的政治生态。 朱老总那句公道话，分量之所以重，是因为它剥离了一切政治浮尘，直指一个军人的根本功业。评价一个将领，不看顺风仗，要看逆风局；不看锦上添花，要看雪中送炭。彭德怀军事生涯的图谱里，满是逆风局和生死仗。他把最恶劣的条件、最强大的敌人、最不可能的任务，一次次扛了起来，并且打赢了。 这就是帅才，是砥柱。他的落难，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伤痕。但那些他走过的艰难征途，打过的铁血硬仗，早已铸进共和国的基石里，任谁也抹杀不掉。今天，当我们谈论英雄，不该只记住他们最光鲜的模样，或许更该想想，是谁在至暗时刻为我们持灯开路，哪怕自己最终被黑暗吞噬。 一个让总司令在逆境中依然坚称为“最能吃苦、最能打仗”的人，他的战功与悲剧，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是关于性格与命运的古老命题，还是关于历史评价复杂性的深刻一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