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贪污腐败，这些隐性腐败更需警惕》 一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46人违反廉洁纪律，45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42人违反组织纪律，39人违反政治纪律。腐败不止于传统贪污受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年强调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其更隐蔽复杂，危害巨大，已渗透到权力运行各环节。 一、权力寻租的隐形渠道：违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 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利，扰乱市场秩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设局公用事业与交通科原科长徐冰，2019 - 2023年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提供帮助，收受财物1217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李才，通过暗示、授意等方式干预医院工程建设，搞权钱交易。这些行为打着“协调服务”幌子，通过设置“隐性门槛”等手段，将公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 二、组织纪律的严重破坏：干部选拔任人唯亲 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表现突出。2025年第27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统计显示，8名违反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中，5人存在“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行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此类腐败破坏选人用人公平公正，影响干部队伍素质，损害党的组织基础和执政能力。 三、生活作风的全面腐化：奢靡享乐由风及腐 违反生活纪律、奢靡享乐常是“由风及腐”的开端。四川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叶寒冰2018 - 2025年多次违规接受宴请、饮用高档酒水，出入私人会所，接受旅游安排且费用由对方支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3团原党委书记付强2017 - 2025年多次违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礼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不法商人常先通过陪吃陪喝陪玩拉关系，后发展为权钱交易。 四、工作纪律的严重失守：不正确履行职责 不正确履行职责、失职失责是隐蔽腐败形式。蒋超良违纪问题包括“失职失责，造成不良影响”。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星泰牵头推进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时，3年仅2次顺道现场调研，每次不足半小时，还安排拍照“打卡”，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类行为虽无直接经济利益输送，但损失危害深远，影响政策执行和群众利益。 五、群众利益的直接侵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是违反群众纪律的典型。刘星泰推进民生工程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例证。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层层加码、检查考评过多过频、搞“面子工程”，也被公开通报。此类行为脱离群众实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侵蚀执政根基。 六、权力影响的延伸利用：利用影响力受贿 一些领导干部离职后仍利用原有影响力谋私利。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郑洪2020 - 2023年离职后，利用原职务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财物1769万余元。这类“退而不休”“余权变现”行为是近年查处重点。 七、隐性腐败的治理挑战与应对 隐性腐败难查处，源于其隐蔽性、复杂性和专业性。2025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信息显示，除49人涉嫌受贿犯罪外，还有4人涉嫌滥用职权犯罪、2人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1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犯罪，反映出腐败形式多样化趋势。 面对新型和隐性腐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创新监督方式。多地强化大数据监督，运用大数据比对分析，系统整治违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等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的案例中，吉林省辽源市委原常委曾海洋盲目举债上马项目，搞“政绩工程”，致项目长期亏损，给当地财政造成严重负担。这些行为虽不直接表现为个人经济获利，但本质是公权力异化，危害不亚于传统贪污受贿。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隐性腐败形式。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在学术领域利用职权干预学术资源分配，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学术利益，破坏学术公平和科研生态；在文化领域，违规插手文化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等，从中谋取私利，影响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环保领域，对环境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闭一只眼，甚至为污染企业“站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既要严查贪污受贿等显性腐败，也要深挖各种隐性腐败，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