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为研究激光陀螺，高伯龙先生埋头苦干几十年 1971年冬天，长沙的风刮得人骨头缝里疼，43岁的高伯龙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怀里揣着钱学森画的两张激光陀螺草图，走进了国防科大潮湿的地下室。 此前他在哈军工教了十七年理论物理，讲台下坐过后来的将军和院士，可此刻要面对的，是连图纸都算不上的"科学密码"——美国人已经造出能让导弹长眼睛的激光陀螺，而中国连像样的光学玻璃都磨不出来。 没人知道环形激光器长什么样，高伯龙带着几个年轻人，在漏风的实验室里搭起土台子。没有高精度镀膜机，他就和工人师傅学手工磨镜片，一磨就是十四个小时，镜片薄得透光，稍用力就碎。有人劝他："国外都用机械抖动方案，咱们何苦搞四频差动这种没人试过的路？" 他扶了扶老花镜："美国人的工艺咱们学不来，就像穿鞋，合脚的才走得远。"这句话说得朴素，背后是三个月的推导——四频方案对加工精度要求低三成，正是当时中国能摸到的天花板。 1984年那个春天特别难熬。实验室样机突然罢了工，鉴定会上专家拍了桌子："原理错误，趁早下马！"高伯龙没吭声，揣着馒头钻进实验室。长沙的梅雨季，墙上渗着水珠，他趴在显微镜前，头发沾着机油，饿了就啃口干粮。这一年他瘦了13斤，老伴看着他裤腰松垮的样子直抹泪。 直到某夜凌晨，当那束绿色激光终于在腔体里稳定旋转时，这个年近六旬的学者，像孩子似的在实验室转圈，鞋跟蹭掉了皮都没察觉。 最难的不是技术，是看不到头的等待。90年代初，项目经费只剩十万，有人悄悄联系外企高薪岗位。高伯龙把大家叫到车间，指着墙上泛黄的《激光陀螺研制进度表》："1975年我们连镜片都磨不圆，1980年做出透反仪，1987年样机转正......"他的手指划过斑驳的日期，"现在卡在镀膜，就像种地到了抽穗期，这时候撂挑子，对得起当年捡的那些大理石废料吗？"那些废料，是他带着学生从火车站工地一车车推回来的，就为了找膨胀率低的材料。 2008年冰灾，80岁的他白天睡觉，晚上裹着军大衣往实验室赶。积雪没过解放鞋，老伴举着手电送他，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实验室没电，他们点着蜡烛调参数，哈出的白气在镜片上凝成水珠。 学生劝他回去，他摆摆手："当年搞四频方案，多少人说我疯了？现在卫星都用上咱们的陀螺，再难的关，咬咬牙就过去了。"那些深夜的蜡烛光，后来成了国防科大校史馆里的老照片，底下写着：2008年1月，激光陀螺团队完成空间四频陀螺定型。 他的办公室永远堆着学生的论文，百页厚的本子，每页都有红笔批注。有个博士生写镀膜算法，他逐行推导公式，发现小数点错位，硬是从晚上七点改到凌晨三点。学生过意不去，他却说："战场上差0.1度，导弹就偏几公里，马虎不得。" 他从不署名，哪怕改了90%的内容。有次国际期刊要挂他名字，他坚决拒绝："年轻人出头不容易，我个老头子凑什么热闹。" 2017年12月，躺在病床上的他听说卫星搭载激光陀螺成功，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女儿高一华记得，父亲一辈子穿绿胶鞋，临了还念叨："陀螺转稳了，导弹就准了......"那天长沙下着小雨，送行的学生们想起他常说的话："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更要有。"这句话陪着他们磨了四十六年镜片，从地下室的土台子，到今天的太空星辰。 没人算过他在实验室熬了多少夜，只知道国防科大的老教师都记得：那个总穿旧军装的老头儿，兜里永远揣着计算器和笔记本，看到玻璃反光都会停下来琢磨镀膜参数。他走后，学生整理遗物，发现泛黄的笔记本里夹着1971年的车票——从北京到长沙，硬座。那年他带着清华的行李，一头扎进了比讲台更难的战场，这一仗，打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