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大学生崔松旺伪装成流浪汉，浑身散发恶臭，牙齿布满污垢，每天在垃圾桶旁捡食残羹剩饭，甚至当众狼吞虎咽，十多天后，他成功引起了人贩子注意，被拐卖至黑砖窑，而这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 2007年的郑州，秋老虎把柏油路烤得发软。郑州火车站的垃圾桶旁，崔松旺蜷在墙角，怀里抱着半块发霉的馒头，胡子黏成一绺一绺的，沾着饭粒和灰。他故意把破棉袄的袖子扯烂，露出的胳膊被晒得黝黑，混着油污结成硬壳，离三米远就能闻到一股酸腐味——这是他“扮演”流浪汉的第十天，牙齿上的黄垢厚得像层漆，连自己都不敢张嘴喘气。 作为大学生记者，他偶然听说黑砖窑拐卖智障人士当苦工的事，暗访了几次都找不到突破口。“要查就得钻进去。”他对着镜子剃掉半头头发，留了乱糟糟的胡子，把新买的牛仔裤剪得全是洞，在泥水里泡了三天，直到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出发前，他往鞋跟里塞了个微型摄像机，镜头藏在磨损的鞋眼处，用502胶水封得严严实实；贴身的秋衣内侧，同事用红线缝了串电话号码，针脚密得像鱼鳞。 “记住，打不还手，给口吃的就磕头，问啥都傻笑。”出发前，主编拍着他的肩，眼圈通红。崔松旺把这句话写在烟盒纸上，塞进破棉袄的夹层，每天睡前摸出来念一遍，直到烂熟于心。 在火车站蹲了五天，他终于摸到了规律。每天凌晨，总有几个眼神阴鸷的男人在垃圾桶旁转悠，专挑看起来傻愣、无依无靠的流浪汉。第七天清晨，他正捧着别人扔掉的面条狼吞虎咽，面条上还沾着烟头，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踢了踢他的脚：“跟我走，有白面馒头吃。” 崔松旺抬起头，故意把眼神放得呆滞，嘴角流着涎水，嘿嘿地笑。男人骂了句“傻子”，拽着他的胳膊就走。他被塞进一辆无牌面包车的后座，和另外三个眼神空洞的男人挤在一起，车座上的霉味呛得他直咳嗽，可他不敢咳出声，只能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瞥向鞋跟——摄像机正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 车开了五个小时，停在一片荒僻的砖窑前。烟囱冒着黑烟，地上的砖坯堆得像小山，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背着砖，动作机械得像木偶，监工拿着钢管在旁边来回走，时不时劈头盖脸打下去。崔松旺刚下车，就被人抢走破棉袄，换上件更烂的单衣，扔给他一把铁锹：“干活！” 噩梦从此开始。每天天不亮就被鞭子抽起来，背着比人还高的砖坯在斜坡上爬，脚下的碎石子嵌进肉里也不敢停。午饭是带着沙子的玉米糊糊，抢慢了就只能饿肚子。有次他动作慢了点，监工的钢管“啪”地抽在背上，疼得他眼前发黑，可他想起“打不还手”的守则，硬是没敢躲，只是咧开嘴傻笑，露出一嘴黄牙。 夜里，他和二十多个人挤在漏风的窝棚里，臭虫在身上爬，他却得趁监工睡着，悄悄把鞋跟对着门口，录下他们清点人数的场景。有次摄像机快没电了，他故意把鞋子蹭到水里，假装摔倒，趁着捡鞋的功夫，用藏在指甲缝里的小刀片划开鞋跟，换上备用电池——那电池是他用塑料布包了三层，藏在裤裆里带进来的。 第十五天，他实在撑不住了，高烧到39度，背砖时摔在地上。监工骂骂咧咧地要拖他去“弃尸沟”，他突然想起秋衣上的电话号码，趁着被拽起来的瞬间，用尽全身力气喊：“我……我哥电话……138……”声音嘶哑得像破锣。 也许是“家人”两个字起了作用，监工没立刻动手，把他锁在柴房里。当天夜里，同事根据他断断续续报出的号码和模糊地址，联系了警方。当警察踹开柴房门时，崔松旺正蜷缩在草堆里，鞋跟里的摄像机还在工作，录下了监工骂骂咧咧的声音。 走出黑砖窑的那天，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同事递来牙刷和毛巾，他刷牙时漱了十几遍口，还是觉得嘴里有股霉味。后来，他拍摄的素材成了捣毁黑砖窑的关键证据，解救出31名被拐的工人。 很多年后，崔松旺成了调查记者，每次去火车站，都会绕开垃圾桶。有次实习生问他：“您当年怕吗？”他看着远处的铁轨，沉默了很久才说：“怕，但一想到那些还在砖窑里的人，就觉得身上的臭味，比良心不安好闻多了。” 他鞋跟里的摄像机被陈列在报社的纪念馆里，镜头上的划痕像道伤疤，无声地诉说着那个秋天，一个年轻人用自己当诱饵，在黑暗里撕开的那道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