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狱后和杜聿明参观故宫，售票员：买票才能进，他如何回答的 他脱口而出，“回自己家还要买票”，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的人都愣了一下。 但他还是买了票。这一掏钱的动作，比当年他在退位诏书上签字还要具体。签字那是政治上的退场，买票却是生活上的切割。他接过票，像怕弄丢一张重要的收据一样紧紧攥着。从那一刻起，紫禁城的主人彻底死了，走进那个门洞的，只是一个叫溥仪的普通游客。 进了宫门，更有意思的事儿来了。 现在的年轻人去故宫，那是跟着导游旗走。溥仪不用，他闭着眼都能摸到每一块地砖的缝隙。他走在人群里，甚至不自觉地想给别人指路：往左拐是哪儿，往右拐是哪儿。那种身体记忆，是几十年的岁月刻进去的。 但是，当他走到光绪皇帝的房间时，脚步停住了。 他盯着墙上挂的一张照片，眉头越锁越紧。那时候的故宫博物院，展览布置还没现在这么严谨。工作人员在光绪帝的介绍栏里，挂了一张清秀男子的照片。 溥仪看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了，指着照片说：“这照片挂错了，这不是光绪帝，这是醇亲王载沣。” 旁边的一位专家刚好在场，听这话有点不乐意。咱们都知道，做学问的人都有点傲气，心想我研究这么多年清史还能搞错？于是专家挺严肃地反驳，说这是经过考证的，不会有错。 这时候，溥仪淡淡地回了一句，这一句简直是“绝杀”： “那是我亲爹，我能认错吗？” 后来，故宫确实把照片改过来了。这个小插曲其实很心酸，他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话语权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帮着把“展品”的标签贴对。对他而言，这哪里是调整展品，分明是悄悄把自己的记忆摆回原处。 咱们把时间轴稍微往前拉一点。其实在买那张门票之前，溥仪早就经历了一场更为彻底的“剥皮”手术，那就是户口登记。 刚从战犯管理所特赦回到北京时，他得去办户口。这可能是中国户籍史上最特殊的一次登记。 警察问：“住址？” 他愣住了。以前他的住址是“紫禁城”，全天下都知道。现在呢？他想说宫里的门牌，但那早就不属于他了。最后，只能填了妹妹家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井胡同。 警察问：“文化程度？” 他没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但他受的是最顶级的私塾教育，精通满文汉文，英语能流利对话。但这在学历表格里没法填，最后经过商量，填了个“初中”。这简直是黑色幽默，一个精通四书五经的人，在现代学历体系里只能算个初中生。 警察问：“婚姻状况？” 这一栏最刺痛。他的前几任“妻妾”，要么离了，要么死了。民警问最后一位是怎么分开的，他低着头，低声挤出两个字：“离的”。于是，表格上留下了一个干巴巴的词：“离婚”。 这本薄薄的户口簿，比任何历史判决书都更冷酷。有了这个本子，他才能去领粮票，去找工作，去当一个人。 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植物园工作。这安排挺有深意：以前他是被供养在温室里的“龙种”，现在让他去照顾温室里的花草。 他刚去的时候，笨得让工友们哭笑不得。这人以前连牙膏都是别人挤好的，现在要自己洗衣服，结果把水龙头拧坏了，衣服裤脚溅得全是泥点子。但他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倔。 别人看笑话，他就在心里较劲。慢慢地，他学会了松土，学会了移栽，甚至学会了用小本子记下每一株植物的习性。 第一个月发工资，六十块钱。 他拿着钱去买了一床新被子，又像个孩子一样去买了一堆高档糖果点心。 结果到了月底，钱花光了。 这让他第一次明白了“过日子”这三个字的含义。现在，他得学着精打细算，学着在公交车上数硬币，学着在食堂里排队打饭。 虽然他在努力融入，但身上的“旧痕迹”还是时不时会冒出来。 有一次坐公交车，他看到售票员过来了，下意识地展现绅士风度，侧身给售票员让路。结果车门一开，人流一冲，车开走了，他被挤在了站台上。周围人看着这个戴眼镜的老头觉得好笑，只有他自己在那儿尴尬地推眼镜。 在植物园，他成了大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这倒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是因为他在生活上确实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同事们提醒他吃药，帮他补衣服。甚至有一次，他找不到路，还是同事把他领回去的。 剥去了皇袍的威严，剩下的就是一个有点糊涂、有点认真、渴望被接纳的孤老头。 他和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的结合，也是他努力成为普通人的证明。这段婚姻没有政治联姻的算计，就是两个过日子的人凑在一起。他工资上交，家里钥匙归老婆管，这种典型的“妻管严”生活，他却过得津津有味。 以前他是被太监宫女簇拥着，现在他陪着老婆去逛公园、买菜。虽然偶尔走在街上，他还会因为看到某个熟悉的旧物而突然发呆，眼神飘得很远，仿佛有一部分的灵魂还留在那个金黄色的屋顶下面。 咱们再说回那次故宫之行。 谁能想到，几十年后，那些被他塞在铺盖卷里的字画，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那个曾经的主人，现在正手里攥着门票，作为一个客人在参观。 这巨大的落差，本身就是历史最生动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