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王震派2名干部赴西安和谈，半途突然失踪，40年后终查清真相 1946年的那个夏天，那时候局势有多紧张？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30万大军把中原军区围得像铁桶一样。咱们的部队虽然那是“硬骨头”，但也不想看着老百姓跟着遭殃。就在中原突围最关键、最凶险的时候，那个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突然抛来一根橄榄枝，说是要“和谈”。 为了争取哪怕万分之一的和平机会，或者说是为了揭穿对方假和谈的真面目，王震将军还是决定派人去。 选谁去？这可是提着脑袋干活。王震挑了两个人：一个是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一个是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 但这里头有个特殊情况。当时队伍里还有个年轻小伙子，叫毛楚雄。这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提他父亲和伯父，那可是如雷贯耳。他是毛泽覃烈士的独子，也就是毛主席的亲侄子。王震寻思着，借这次去西安谈判的机会，把毛楚雄顺道送去延安，让他到主席身边去学习成长。 于是，一支四人小分队成立了：谈判代表张文津、吴祖贻，警卫员身份的毛楚雄，还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向导肖善义。 他们带着文件，怀揣着对和平的最后一丝幻想，走进了茫茫秦岭。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四个人失踪的消息传回延安，中央震动。周恩来副主席在南京愤怒地向国民党提出抗议，甚至点名要人。可国民党那边呢？两手一摊，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来搪塞，甚至胡宗南一口咬定：“没见过，根本没这回事。” 这件事成了王震将军心里的一根刺。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嘱咐陕西方面要查，要把这块地皮翻过来也要找到人。毛主席晚年病重时，还会念叨起这个从未谋面的侄子，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是藏在伟人光环背后的。 真相的盖子，直到1979年才被掀开一条缝。 那一年，吴祖贻的遗孀蒲云湘给中央写了封信，请求查清丈夫的下落。这封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由中组部牵头，联合陕西省委成立了专案组。 那时候已经是1984年了，这时候去查案，难在哪？难在当事人都老了，死了，现场早就变了样。 调查组也是下了死功夫，他们沿着当年那条山路，一个村一个村地摸排。 最开始，线索指向了镇安县的一个石灰窑。有人反映，解放初在那儿见过三具尸骨。可经过法医鉴定和档案比对，那三具尸骨的特征跟张文津他们对不上。线索断了。 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调查组在翻阅浩如烟海的旧档案时，在四川的一堆故纸堆里，发现了一份不起眼的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的主角叫韩清雅，是原国民党61师181团的少校团指导员。他在50年代被镇压前的供词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1946年在宁陕县，参与处理了共军谈判代表。” 这寥寥数语，看得调查人员后背发凉。 顺藤摸瓜，调查组火速赶往宁陕县东江口镇。找到了当年给国民党部队干过活的民团成员石友成，一段尘封了38年的血腥往事，终于血淋淋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原来，那天张文津一行四人，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遭遇伏击，而是遭遇了彻头彻尾的欺骗。 当他们走到宁陕县东江口时，遇到了国民党61师181团的盘查。张文津亮明了身份，出示了军调部的证件和国民党在此前发的通行证。当时的团长岑运应表面上客客气气，把他们请到了团部，又是安排吃饭，又是安排住宿，一副“兄弟阋墙，相逢一笑”的假象。 实际上呢？岑运应转头就给顶头上司胡宗南发了急电。 胡宗南接到电报，就像那是烫手的山芋。杀？那是破坏和谈的罪名。放？这几个人回去肯定要揭露他们进攻中原的真相。最后，这道黑色的指令还是下来了：“就地秘密解决，不留痕迹。” 1946年8月10日那个夜晚，月黑风高。 国民党特务连连长李清润带着几个心腹，以“送代表去西安”为名，把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和肖善义骗到了城隍庙后面的河滩上。 没有什么审判，也没有什么最后的陈词。这就完全是一场卑鄙的谋杀。这帮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趁着四人不备，一拥而上。四位英雄手无寸铁，在黑暗中进行了最后的搏斗，但终究寡不敌众。 最让人痛心的是，敌人为了掩盖罪行，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活埋。 就在东江口大桥下的河滩上，四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黄土掩埋。那一年，张文津41岁，吴祖贻26岁，肖善义30岁，而毛楚雄，才仅仅19岁。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叫一声“伯父”，没来得及看一眼延安的宝塔山。 调查组在河滩上挖掘的时候，现场的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当那些已经甚至有些残缺的遗骨被小心翼翼地起出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落泪了。虽然已经化为白骨，但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死前的不屈呐喊。 特别是经过比对，确认了那具最年轻的遗骨就是毛楚雄时，所有人都沉默了。38年的冤屈，38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 这不仅仅是一个真相的查明，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交代。 1985年，烈士们的遗骨被隆重安葬。周文楠老人在得知真相后，悲痛欲绝，写下了《雄儿，妈妈想念你》的祭文。字字泣血，句句断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