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重病的浙江副省长冯白驹写了一封求救信，伟人读后，立即派人喊来广州军区丁司令，问：“你认不认识冯白驹？“丁司令答：“知道，只是不熟悉。“伟人讲：“派专机接他，去你们广州军区好不好？“ 这位在海南丛林里坚持了23年游击战的革命者，此刻正躺在杭州医院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的求救信里没提病痛，只反复写“23年红旗不倒，未敢一日叛党”，字迹因手抖而歪扭。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的那个春天，24岁的冯白驹在琼山县立中学的课桌前烧掉进步书籍，转身钻进母瑞山。 当时琼崖特委只剩20多人，他带着队伍用野果充饥，把树皮煮成糊糊当粥喝，愣是在国民党围剿中保住了革命火种。 1939年日军登陆海南，他提着一把驳壳枪走进五指山区，和黎族首领王国兴歃血为盟，把少数民族村寨变成抗日根据地。 那会儿没人想到，这个能在深山里赤脚追野兔的汉子，建国后会在三水农场的猪圈里铲猪粪。 1957年“地方主义”的帽子扣下来时，他刚从海南军区政委岗位上被拽下来，拖着被批斗打伤的腿，在三水县的田里插秧。 直到1963年调任浙江副省长，他才重新穿上布鞋，踩着泥泞走遍血吸虫病疫区，在开化县瑶坑灭螺工程现场，蹲在田埂上扒开草皮检查螺卵。 1966年夏天，造反派把他关进灵隐寺旁的小屋，女儿冯尔超每天隔着门缝递咸菜馒头，听他在里面反复念叨“六芹山的同志们还好吗”。 伟人的批示像一道光，1971年9月，隔离审查突然解除，10月的杭州机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把他抬上专机。 妻子曾慧瑜抱着棉被跟在后面，二女儿冯尔敏手里提着的保温桶里，是刚熬好的猪骨豆腐汤——这是他在浙江工作时常喝的家乡味。 日坛医院的医生摇头说癌细胞已扩散，但他清醒时总望着窗外，问“海南的椰子熟了没”。 1973年7月19日，70岁的冯白驹在昏迷中离世，床头还压着那张被批斗时撕烂又粘好的琼崖纵队合影。 有人说他的遭遇是特殊年代的必然，可翻开同期档案，多少像他这样从白区走来的干部，都栽在了“统一”与“独立”的模糊地带？ 长期孤悬海外的战斗，让琼崖纵队养成了自主决断的习惯，这种战时生存智慧，在和平年代却成了“不听指挥”的罪证。 直到1983年中央文件下达，“错案”二字为他平反，海口人民公园的铜像揭幕那天，黎族老人王国兴的儿子捧着山兰酒，洒在铜像基座上。 如今海南革命烈士陵园里，他的骨灰盒上刻着“琼崖人民的旗帜”，阳光穿过椰树叶，落在碑前敬献的野菊花上。 从母瑞山的野菜粥到日坛医院的豆腐汤，从六芹山的篝火到八宝山的花圈，这个一生没离开过土地的革命者，终于回到了他守护的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