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岁的双胞胎姐妹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周三次她们会被脱光衣服送到一个房间里与一个医生见面，每次时间长达8小时。 约瑟夫·门格勒，这个拥有双重博士学位的纳粹首席医生，并不是在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而是在验证一种狂热的种族幻想，他痴迷于在这些东欧犹太双胞胎身上寻找遗传学的秘密，试图论证所谓雅利安人的优越性。 为此，他从欧洲各地搜罗了约1500对双胞胎，在那个生死由命的火车站台上，那关键的一瞥和轻轻一拉，让这对姐妹避开了直通毒气室的厄运，却把她们推向了更为漫长的炼狱。 父母和姐姐们的背影在混乱的人流中消失，成为了永远的最后一眼，而她们被扔进了为了制造数据而存在的集中营。 作为“对比样本”，双胞胎的生命被死死捆绑在一起，一旦其中一个死去，另一个就没有了活着的价值，必须立刻被杀死进行解剖对比。 这个残酷的潜规则，竟然成了伊娃拼死求生的动力，当那五次不明液体的注射让高烧和四肢肿胀吞噬她的意识时，门格勒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体温表，就判了她死刑：“只有两周时间了。” 在那两周里，躺在病床上的伊娃依靠着唯一的信念在与死神博弈：为了不让妹妹被杀，自己绝对不能死。 高烧让她神智不清，她却一次次凭借本能从地板爬向水源，喝水，昏迷，醒来再爬，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意志力对抗——十岁的孩子在与纳粹的毁灭机制赛跑。 当热度终于退去，门格勒甚至对此感到惊讶，但他并未停止手中的笔，新的折磨随即而来：不打麻药的手术、抽取大量血液、向眼睛里滴入化学试剂试图改变虹膜颜色。 更有甚者，为了观察连体反应，有些孩子被人为地缝合在一起，在伤口化脓的痛苦哀嚎中死去。 1945年1月，苏联军队踏碎了集中营的铁丝网，曾经拥挤着3000名双胞胎的营地，最终只走出了200多个形销骨立的孩子，伊娃和米里亚姆就在其中。 然而，解放并不意味着自由，那个身穿白大褂的幽灵始终在她们的血管里游荡，因为纳粹为了掩盖罪行销毁了绝大多数实验记录，甚至没人知道当年被打进身体里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成分。 这种由于档案缺失造成的“信息真空”，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虐待，几十年后，哪怕各自有了家庭，噩梦依然在延续。 1963年，身在以色列并怀有身孕的米里亚姆突发严重肾脏感染，医生的诊断揭开了那个被掩盖的恐怖事实：她的肾脏一直停留在了十岁的大小。 1984年，她创立了名为CANDLES的组织，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海捞针，通过一个个电话、一封封信件和报纸广告，她奇迹般地联系上了分布在十个国家的122名双胞胎幸存者。 这是一场与遗忘的对抗，虽然门格勒早已逃亡南美并最终于1979年在巴西溺亡，但他制造的痛苦还在折磨着活着的人，米里亚姆最终因膀胱癌在1993年去世，那永远长不大的肾脏带走了她。 面对这无法愈合的伤口，伊娃在奥斯维辛解放五十周年之际做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决定，她公开宣布原谅纳粹，原谅门格勒。 这一举动激怒了不少同遭磨难的幸存者，但在伊娃看来，这并非是为罪人开脱，因为那些实验档案永远消失了，生理上的伤害无法逆转，如果不放下仇恨的包袱，她就永远被困在了那个10岁时的实验室里，永远是那个等待被测量的受害者。 参考信息：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理想国译丛）》·得到APP书评·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