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林语堂与厦门巨富的千金陈锦端相恋，不料，陈锦端的父亲却坚决不同意，棒打鸳鸯后，转而将林语堂介绍给了自己的邻居——鼓浪屿首富的二女儿廖翠凤。 1919年，在开往美国的轮船上，林语堂就当着新婚妻子廖翠凤的面，他把那张红纸化为灰烬，笑着说这东西只有离婚才用得着，咱俩这辈子用不上。 林语堂最初的心尖人，是厦门巨富陈天恩的女儿陈锦端，那真是郎才女貌，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草”才子，一个是圣玛利亚女校的绝色佳人。 两人情投意合，美得像画，但这也就是个“像”而已，陈老爷子是实业家，看人毒得很，欣赏林语堂的才华是一回事，嫁女儿是另一回事，一句“门不当户不对”，就把这穷牧师的儿子拒之门外。 更绝的是这位陈老爷子的操作——他一边棒打鸳鸯，一边转身充当起了红娘，把隔壁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我不嫁女儿给你，但我邻居合适你。 面对父权的重压，被林语堂视为“白月光”的陈锦端躲在楼上不敢下楼，自始至终沉默以对，而邻居家的二小姐廖翠凤，长相虽不如陈锦端惊艳，性格却泼辣通透。 当廖母嫌弃林语堂家里穷，抛出那句著名的厦门俗语“哪有吃白米饭的大户人家，嫁给吃稀饭的穷人家”时，廖翠凤没有退缩。 她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能为了一个穷小子硬刚自己的亲妈，只回了一句：“穷有什么关系？人家是大学生，将来会有出息的。”就这六个字，把林语堂那颗被陈家碾碎的自尊心，一点点拼了起来。 这婚是结了，但廖翠凤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林语堂带着“情话”烧了婚书，转头就把日子过成了真正的“稀饭”模式。 两人到哈佛求学，后来又去德国，奖学金断了，生活费没了，这位昔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首富千金，没发一句牢骚，默默把带来的嫁妆、首饰一件件当掉换米面，甚至出去打工贴补家用。 她在变卖首饰支撑这个家的时候，林语堂心里其实还住着那个“白月光”，这才是这段婚姻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廖翠凤对此心知肚明，但她玩出了一种让人高山仰止的境界。 林语堂晚年爱画画，笔下的仕女永远梳着一样的发型，留着长发，别着个宽夹子，女儿不解，林语堂竟毫不避讳地说：“锦端的头发就是这么梳的。”换个心眼小的妻子，这画架子早被砸了。 廖翠凤倒好，她不仅允许丈夫心里的这块“自留地”，甚至在回到上海定居后，还大方地邀请陈锦端来家里吃饭。 当孩子们看到父亲听说陈锦端要来时那种坐立难安的紧张劲，感到困惑不解时，廖翠凤却能坦然地笑着解释：“没办法，你爸爸以前爱过锦端阿姨。”她甚至跟女儿说了句极有分量的话：爸爸爱的是锦端，但最后留下来陪他熬日子的，是不嫌他穷的廖翠凤。 这不是无奈，这是王者的底气，她太清楚了，所谓的“爱情”可能是一道精致的点心，让人回味；但“婚姻”是一碗扛饿的白米饭。 陈锦端成了林语堂画里的影子，美好但虚幻；而廖翠凤把自己变成了林语堂离不开的血肉。 陈锦端后来的人生充满了遗憾的底色，她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婚事，只身去美国留学，直到32岁才嫁人，终身未育，当年的退缩，让她成了林语堂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了自己一生的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