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能蠢到什么地步？看看瑞典就懂了，三十年前，瑞典人均GDP高达3.2万美元，比美国还高出18%，街头安全到可以夜不闭户；如今到处都是难民，本地人都不敢出门，但这全都是他们的圣母心发作导致的！ 2025年的国际安全指数报告里，瑞典被评为欧洲安全感最差的国家之一，斯德哥尔摩的夜晚安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曾经的高光时刻仿佛只剩下一张泛黄的合影。 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天灾人祸造成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圣母心”只是个引子，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 很多人把锅甩给瑞典对难民的无底线接纳，说什么“太善良了”，但问题其实比这个复杂得多。瑞典长期以来坚持极为宽松的移民政策，确实起初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上世纪九十年代，瑞典接纳了大量来自巴尔干、中东、非洲地区的难民，那时的背景是战争频发、国际社会呼吁共同承担人道责任。 可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接纳能力不是只看经济够不够强，而是看它有没有做好制度设计，能不能帮助这些人真正融入社会。 现实是，瑞典虽然在财政上砸了不少钱，但在文化融合和就业支持上却出现了短板。很多难民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语言不通、就业困难、社会认同感缺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平行社会”。 一部分地区甚至逐渐演变成了警方都不敢轻易进入的“禁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连瑞典政府官方都承认的棘手难题。 比如2023年瑞典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枪击案和帮派暴力问题激增，而这些暴力事件大多和移民社区有关。 更糟糕的是，政策摇摆不定让局面雪上加霜。原本高福利制度设计是基于高税收、高就业率和稳定人口结构的假设，但当进入系统的人越来越多却贡献不到相应的税收时。 福利负担就变得越来越重。为了维持财政平衡，政府不得不开始缩减部分福利开支，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分裂。 曾经被视为典范的“北欧模式”，在现实面前开始显现出脆弱的一面。而且，瑞典在管理移民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应对机制。 相比于英国“脱欧”背后的移民焦虑和德国在难民危机后加强边境管理，瑞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甚至还一度表示“愿意接纳更多”。 这种政策姿态在国际上看起来很道德，但在国内造成的压力却一点不小。教育、医疗、住房系统被迅速推高的需求压垮，警力资源吃紧，社会信任度断崖式下降。 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不是“我们做了人道大事”，而是“我的生活质量变差了”。再看看最近欧洲各国的风向就更明显了。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在不同程度地收紧移民政策。 强调社会融合和安全优先，而瑞典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悄悄转向”，比如2024年通过的一系列限制性政策，包括加大遣返非法移民力度。 缩减新移民的福利待遇、加强对居住社区的安全巡查等等。但这些措施更多是亡羊补牢，效果短期内不可能立竿见影。 如果说“圣母心”只是瑞典问题的表面标签，那真正让它陷入困境的，是制度对现实变化的迟钝反应。光有善意不够，善意必须有边界、有配套、有执行力。 瑞典的问题不是在于它太善良，而是在于它太理想化。一个国家的治理不能只靠道德指引，更要有现实主义的底线思维。 就像一个家庭再有爱心，如果不量力而行，最后可能连自己都顾不上，更别说帮助别人。瑞典的教训，其实对很多国家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如何在开放和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在这方面则一直坚持稳中求进，不搞一窝蜂、不跟风盲从，既强调国际责任，也注重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的协调。这种稳健的节奏，是我们应对复杂世界局势的重要保障。 所以说，瑞典到底有没有“蠢到极致”？其实不是蠢，是太理想。但现实从来不会根据理想来让步，该来的挑战一个都不会少。而看清问题的根子，比一味地批评“太善良”更重要。 因为善良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不懂得如何把善良变成有效的政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