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苏联突然抛出一个大计划，要从中国引进百万工人去西伯利亚干活，可到了华北招人时，村头却贴出了“去苏联1人配10个媳妇”的标语。 这个听起来离谱的标语，背后藏着一段中苏合作史上少有人知的波折，也折射出当年基层治理和国际合作中的种种复杂问题。 当时的苏联正急于开发西伯利亚，那里有着丰富的煤炭、天然气和森林资源，总面积13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955年常住人口才2900万，劳动力缺口高达300万。 而中国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正处于战后重建期，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1955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2亿人。 双方一拍即合，在1955年3月签订了《中苏关于劳动力合作的议定书》，计划中国分三年向苏联输出100万工人，从事矿业开采、铁路建设和森林采伐等工作，苏联则承诺提供50套完整工业生产线，并培训2万名中国技术工人。 这个合作计划在顶层设计时是有考量的。 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4月的国务院会议上就强调了“三不原则”：不搞强制摊派、不影响农业生产、确保劳工权益。 可政策到了基层，执行起来就变了味。 华北地区的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招工指标，开始出现“超常规宣传”，除了“1人配10个媳妇”这种离谱的标语，还有“三年买车盖房”“子女优先入学”等夸大承诺。 河北定县某乡的宣传干事大概是为了吸引眼球，才想出了“1人配10个媳妇”这种说法，据说灵感来自他对苏联“集体农庄妇女多”的误读。 农民们对去苏联务工的态度很复杂。 1952年全国完成土地改革后，3亿农民分到了土地，华北地区人均耕地达3.2亩，日子刚有起色。 1955年华北农村人均年收入42元，苏联承诺的月薪80卢布（约合人民币24元）看起来很诱人，但要扣除往返路费和食宿成本，实际能拿到手的并不多。 更何况，1931-1945年东北“强制劳工”的历史阴影还在，仅1941年伪满就强征130万中国劳工赴西伯利亚，死亡率超40%，这样的记忆让农民们对去苏联干活充满顾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55年7月的《华北农村舆情调查报告》显示，83%的受访者觉得“1人配10个媳妇”的标语“侮辱人”，67%的人担心“被当苦力骗走”。 于是，抵制行为开始出现。 山东德州某村200名适龄男青年集体外出“走亲戚”，躲着招工的人；河北衡水的农民联名上书，引用《共同纲领》第5条“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条款表达不满；还有些地方流传着“苏联冬天冻掉耳朵”“去了就得当兵打仗”的谣言。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在1955年8月紧急叫停了华北地区的招工。 邓小平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批评这种现象是“左倾冒进主义”，处理了17名相关责任人。 本来计划1955年完成30万招工指标，最后实际只招募到8762人，其中62%还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 这件事说起来，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 政策从中央传到基层，信息一层层失真，最后闹出“1人配10个媳妇”的笑话。 农民们基于自身的经历和现实考量，对去苏联务工充满疑虑，这种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苏两国虽然当时是盟友，但在合作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很容易产生误解。 后来，这个百万劳工计划不了了之。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单方面削减了对华援助项目，其中就包括原承诺的劳工培训计划。 到了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还拿这件事指责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性”。 这事儿不能全怪农民，基层执行的偏差、政策宣传的夸大，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如今回头看1955年的这场招工风波，能得到不少启示。 国际合作中，信任很重要，信息沟通要顺畅，不能想当然。 基层治理更是关键，政策执行不能层层加码、随意变通，不然再好的计划也落不了地。 而且，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判断，任何脱离实际的宣传，最终只会失去大家的信任。 如此看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做事都得实事求是，尊重规律，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闹剧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