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解放军在云南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一群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经调查发现人数不少，常年生活在落后的幽暗深林中，服装破烂不堪，住的是低矮的草棚，靠野果捕猎为生，宛若原始人。 “苦聪人”要说他们是“野人”，那真不准确，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只是因为历史的苦难，被迫把自己活成了野人。 在那片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他们没有铁器，没有布料，甚至连火种都要像原始人一样靠钻木取火。要是火灭了，那就得吃生的。吃的方面，主要靠打猎和采野果，或者是挖野生山药。 最让人揪心的是，因为长期与世隔绝，他们对“外人”有着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在旧社会，稍微下山一点，就会被土司、恶霸抓去当奴隶，甚至是随意杀害。所以他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见人就跑，绝不接触。 他们就像是一群受惊的鸟，把巢筑在了谁也找不到的悬崖峭壁和深林沼泽里。这一躲，就是几百年，硬生生把自己从文明社会躲回了原始社会。 解放军战士们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班长下令，谁也不许吓唬他们。战士们把随身带的干粮、盐巴，还有多余的衣服，悄悄放在草棚边上，然后退到远处守着。 这其实是个技术活。你要是硬冲上去送温暖，人家以为你要抓人，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军后来总结了一套办法，叫“路不拾遗，送盐引路”。 因为苦聪人最缺的就是盐。常年不吃盐，人没力气，容易生病。战士们就在苦聪人经常出没的小路上，或者房前屋后，放上一包盐，或者一把砍刀、几件旧衣服。 一开始，苦聪人根本不敢动。他们躲在暗处观察，心想这会不会是陷阱？过了好几天，胆子大的试探着拿走了盐巴，发现没事，也没有人冲出来抓他们，这才慢慢放下了戒心。 这一过程，漫长而艰难。 有的工作队为了找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一钻就是几个月，衣服挂烂了，脚底板磨穿了，甚至还有战士牺牲在了茫茫林海里。但就是靠着这份耐心，苦聪人终于明白：这群穿绿衣服的人，和以前那些抓人的官兵不一样。 当第一个苦聪人战战兢兢地走出草丛，接过解放军递过来的衣服时，这段跨越千年的隔阂，终于被打破了。 当时有个苦聪大娘，接过战士送的棉衣，手抖得根本穿不上。她这辈子没穿过这么软和的东西，一边摸一边哭。语言不通，她就跪在地上磕头。战士们赶紧把她扶起来，告诉她：“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来找亲人的！” 这句话，虽然当时还要靠翻译或者比划他们才能懂，但那个眼神，那个温度，是可以跨越语言的。 但是，把人找出来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像个人样。 这群人已经在深山里生活惯了。突然让他们下山定居，住瓦房，种庄稼，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挑战。 刚下山那会儿，很多苦聪人根本不习惯。穿鞋子觉得脚疼，住房子觉得闷，甚至有人趁着夜里又偷偷跑回了森林。他们觉得还是在林子里自在，虽然苦，但是“安全”。 这就需要极大的耐心去引导。政府专门派了工作队，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用犁，怎么种水稻，怎么用肥皂洗脸，怎么穿衣服扣扣子。 这不仅仅是扶贫，这简直就是文明的再造。 记得有个老兵回忆，当时教苦聪大哥种地，教了一遍又一遍。苦聪大哥习惯了刀耕火种，撒把种子听天由命，看到解放军还要除草、施肥，觉得多此一举。结果到了秋天，看到解放军种的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那个眼神里的光，是骗不了人的。 从那以后，他们才真正信了，才真正安心定居下来。 1959年，苦聪人迎来了真正的历史性时刻。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大批苦聪人搬出了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在金平、绿春等地建立了新村。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户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在这个国家的版图上有了清晰的坐标。 有个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在解放军进山之前，苦聪人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人口一直在负增长，濒临灭绝。而到了今天，他们的生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的苦聪山寨，那真是大变样了。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小洋楼拔地而起，孩子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年轻人玩着智能手机，刷着短视频，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隔阂。 那个曾经衣不蔽体、见人就跑的悲惨群体，彻底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咱们经常说“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在苦聪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国家还很困难的年代，为了这几千个躲在深山里的同胞，国家没有嫌弃他们落后，没有觉得他们是累赘，而是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拿出了最宝贵的物资，花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硬是把他们从灭绝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就是咱们国家的底色。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救援，这是一次对人的尊严的极致维护。 如果不去找他们，不去管他们，也许再过个几十年，这个族群就真的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哀牢山的迷雾里了，就像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但现在，他们活得热气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