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野3兵团副司令率部回乡，特意借住在母亲家中。副司令见到母亲后，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派警卫员保护着母亲的安全。几天后，副司令率部开拔，对亲哥哥讲：“我一定帮您找回弟弟。” 那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地界离郑国仲的老家湖北黄安不远。那时候，郑国仲已经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的副司令员了，那是真正的手握重兵。 在指挥完张家店战役，把国民党整整一个正规旅给端了之后，部队有了短暂的休整期。郑国仲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离家太久了，整整十八年，别说爹娘老了，就连家乡那条路，梦里都开始模糊了。 得到批准后，他特意换了身便装，没带大部队，只带了警卫员，轻车简从地往家赶。 到了家门口，郑国仲这心里头也是“近乡情怯”。院子里坐着个老太太，满头银丝，背都驼了。郑国仲一眼就认出那是娘，可脚底下像灌了铅，好半天才挪进去。 老太太听见动静，抬起浑浊的眼睛。在她眼里，面前站着的是个穿着军装、腰里别着枪的“大官”。老百姓怕兵，这是那个年代的常态。老太太吓得往后缩了缩，哆哆嗦嗦地问：“长官，你找谁啊？” 郑国仲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十八年没尽孝，娘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结结实实磕了个头，带着哭腔喊：“娘！我是国仲啊！我是您的祖福啊！” 老太太愣住了，使劲揉了揉眼，凑近了仔细瞅。十八年前走的时候，儿子还是个精瘦的半大小子，现在是个黑红脸膛的壮汉。直到看清眉眼间那股熟悉的劲儿，老太太才敢信，抱着儿子就开始嚎啕大哭。这一哭，把十八年的委屈和担惊受怕全哭出来了。 这时候，屋里烤火的老爹也出来了。这爷俩也是相见不相识，直到对上那句小名“祖福”，一家三口这才抱头痛哭。 其实，这十八年里，爹娘早就以为儿子没了。 郑国仲这么多年，一封家书都没写过。邻居们都传，郑家那二小子，怕是早就牺牲在外面了。 后来有人问郑国仲，当了大官，咋连封信都不给家里寄？ 郑国仲沉默半天，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不写信，他们还有个念想，觉得我可能还活着。万一写了信，后来又断了，他们就该觉得我死了，那更伤心。” 这就是那个年代军人的逻辑，残酷，但是真实。 说起郑国仲的出身，那是真苦。 黄安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那是“将军县”，徐向前元帅都题词说“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郑国仲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四口人守着不到一亩地。十岁那年，他就去裁缝铺当学徒，指望着学门手艺混口饭吃。 可那个世道，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闲钱做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裁缝铺根本养不活人。 1929年，红军路过黄安招兵。16岁的郑国仲把锄头往地里一扔，也没敢跟爹娘商量，跟着队伍就走了。 他这一走，就是一条铁血路。 郑国仲打仗那是出了名的“硬”。最精彩的一战，得说是百团大战里的狮脑山保卫战。 1940年，为了掩护正太铁路破袭战，郑国仲带着769团死守狮脑山。那是啥条件？日军又是飞机轰炸，又是毒气弹，甚至把日本侨民都武装起来往山上冲。郑国仲带着战士们在山上硬扛了七天七夜。 还有一次打关家垴战斗，地形太复杂，下面是深沟，上面是鬼子的机枪阵地，冲上去就是送死。 关键时刻，刘伯承师长拿望远镜一瞅，问郑国仲：“那沟的土质咋样？”郑国仲说是黄土坎。刘师长立马下令：“挖暗道，通上去！” 郑国仲脑子转得快，一边在正面佯攻吸引火力，一边带着战士们挖地道。最后神兵天降，直接从地底下钻出来突袭日军指挥部，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冈崎大队给端了。 这一仗打得太漂亮，郑国仲这个名字，在日军那边都挂了号。 忠孝难两全的抉择 回到1947年的那个小院。 郑国仲在家里只住了短短几天。部队有任务，马上要开拔。父母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那是真舍不得。老两口哪怕是多看儿子一眼也是好的。 但是郑国仲得走。他是副司令，几万兄弟等着他指挥，前线战事一刻都耽误不得。 临走前，郑国仲把身上所有的津贴都留给了父母。他再次跪在二老面前发誓：“爹、娘，等仗打完了，全国解放了，我一定回来接你们去享福！” 这一次分别，父母没再拦着。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去干大事的，是去为了更多像他们这样的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 回到部队后的郑国仲，打仗更猛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大西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国仲兑现了诺言。他真的把父母接到了身边。那个曾经在村口以为儿子战死的老母亲，终于能安安稳稳地看着儿子，再也不用担心他在外面挨饿受冻了。 现在咱们过着太平日子，觉得回家看父母是件哪怕买张高铁票就能办到的事儿。可放在那个年代，对于郑国仲这样的军人来说，回家，往往意味着一种奢望。 郑国仲后来授衔少将，担任过海军舰队的司令员。直到1992年去世，他都是那个从黄安走出来的朴实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