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当上海市长，有人提议禁娼，陈毅说：这会让30万人失业 1949年5月27日，上海，终于从枪林弹雨中解放出来。 第三野战军的铁骑卷起的风尘还未停歇，第二天，陈毅便接过了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的烂摊子，成为了上海市长。 人们常说，上海曾是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那时的上海，和繁华已经扯不上关系了。 工厂大多数关门歇业，米面只够支撑半个月，煤炭更是只够燃烧七天。 更麻烦的是，这个曾经灯火辉煌的城市，如今治安混乱，街头满是流散的国民党兵、特务，街头巷尾甚至可以看到成群的乞丐、盗贼。 总之，旧上海的样子，真是不能再糟糕了。 不过，陈毅接手上海后，除了要应对眼前的这些经济困境，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娼妓。 这个问题，已经根深蒂固地扎进了上海的土壤。 上海的妓院，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而到了民国时期，妓女们的数量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据说，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做过调查，上海是世界上妓女比例最高的城市，平均137个人中就有一个妓女。 这个数字，放在世界八大都市里，简直是独一无二的。 更过分的是，到了民国，上海的娼妓群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各类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公娼、私娼等总数加起来竟有12万人。尽管政府组织过几次禁娼运动，但每次一禁，反倒妓院数量愈发增加。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围绕妓院的“娱乐产业”从业人员就有30万人。 说起这些妓女的生活，那真是贫困与压迫的双重重负。 大部分妓女并非主动选择这条路，她们中的许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她们大多数一天接十多个客人，赚到的那点钱还得分给老板一大部分。 尤其是那些做私娼的，情况更加悲惨，她们只能在街头晃荡，伺机接客。 更有一些女性虽然有家庭，丈夫和孩子都在一起，但因为贫困，最终还是沦为卖身的“生意人”。这些人，谁都看得见，却无人可帮。 当时陈毅刚带队进驻上海，远远在丹阳待命时，便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担忧。 甚至他在和身边的同志开会时说过，“进上海后，得做的事多得很，怕是一时之间顾不上妓女问题，让她们再苦一阵子，毕竟这个问题得慢慢解决。 以后在新中国的字典里，‘妓女’这个词也得成为历史了。” 这个“慢慢解决”的态度，后来成为了陈毅治理上海的一个重要特点。 解决娼妓问题，不能一刀切，不可能只靠禁与罚。 陈毅知道，这些妓女的存在，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上海之所以成了一个大染缸，正是因为它那种半殖民地化的经济模式，已经让许多人陷入了生存的死角。 大批的农村姑娘从周围的乡村涌入城市，生活没有保障，最后只能通过卖身为生。 无论怎样斩断这些经济利益背后的链条，光靠强硬手段来“清除”这些人，显然无法奏效。 说白了，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妓院关掉就能解决的。光是把妓女一网打尽，后面可能带来的麻烦，比问题本身还要多。 那时候，确实有不少人提议直接就把上海的妓院一关了之，像扫除敌人一样把“娼妓”彻底消灭。 但是陈毅明确拒绝了这种做法。 他觉得，强行关闭这些妓院，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成千上万的娼妓面临失业，那时如果找不到出路，最后不一定能减少社会麻烦，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 陈毅提出的解决办法可谓是一步步扎实推进。 第一步，他要求上海市公安局对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做个“自愿停业”的登记工作。 实际操作时，许多妓院不愿意停业，妓女们更是不情愿配合登记，甚至有些人问：“登记了，难道可以重新接客？” 对于这种询问，工作人员态度果断，立即纠正，“不行，今后绝对禁止。”不过，陈毅看到这个情况，笑着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要把登记当成一件有利的事来说，不要一开始就给她们泼冷水。 告诉她们登记了以后，不用再付给老板‘花捐’，她们自然就愿意登记了。” 果然，工作人员换了个说法后，很多妓女开始自愿登记，很快就有超过一万名妓女选择了主动停业，退出了这个行业。 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完美，但比强行关掉妓院要强得多。 接下来，陈毅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性病。 那时的妓女大多数都患有性病，尤其是梅毒。在一些收容所里，约70%的妓女身患梅毒。 陈毅得知情况后，立刻要求调集医务人员，利用所有可以动用的盘尼西林对这些妓女进行治疗。尽管这笔费用需要用大量外汇购买，而且当时的盘尼西林主要是为支援朝鲜战场的志愿军伤员准备的，但陈毅坚持认为，治好这些妓女的病，应该放在第一位。 解决完这些最紧急的生活问题后，陈毅还没忘记这些妓女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他意识到，许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基本的教育，文盲的比例很高。为了让她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陈毅要求对她们进行扫盲教育，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这些培训，她们不仅能重新找到工作，还能自立更生。 1958年，上海宣布彻底消灭娼妓制度。 “妓女”这两个字，终于像陈毅当年在丹阳预言的那样 陈毅1954年就调去北京当副总理了，离开了这个他治理了五年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