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薄一波96岁生日，聂力带小外孙去看望：快去给太爷磕头！”这句话，当年在北京一间老房子里飘出来，听着跟寻常人家差不多。 可往前翻，那个被叫作“太爷”的人，身后拖着的是半部近现代史。 年轻时候，薄一波第一次见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 那会儿刚调到中央，心里打鼓。第二天毛主席又把人叫去，一坐就是大半天，从战局到粮食，从根据地的钱袋子到干部咋做人，东一句西一句聊开。 那回过后，他心里有数了：眼前这个人，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像，更像一个愿意听人说实话的带头人。 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他三十七岁，当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国务院，成了管经济的大员。走到这一步，他越发笃定：没有毛主席，老百姓翻不了身。 一九九三年，他接受采访，干脆说毛主席有两桩功劳，“谁也说不掉”。 一桩，是带着中国人把“三座大山”掀开，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势力一点点推下去。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宣布成立，从前“地不归自己”的农民，开始拿到地契。后面包产到户推开，很多人才第一次觉得，肚子这点事总算能握在自己手里。 另一桩，是最难的那些年，扛起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三大改造推进去，让公有制站住脚。厂子紧，钱袋子瘪，可就在那几年，后面几十年发展的底座垫好了。薄一波晚年提起这一段，话不多，态度很硬。 往北挪到太行山，脉络并不断。晋冀鲁豫边区那会儿枪声没停，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挤在破屋里写文件：减租减息，一夫一妻，结社、言论、信仰自由，做正经买卖不挨乱查。 看着是几行字，落地就是老百姓敢抬头说理的底气。 左权县是个典型。原叫辽县，为纪念牺牲在太行山的左权将军改名。抗战最紧的时候，全县才几万人，牺牲和参军的就占了大块。 “太行精神”这几个字，硬气、能扛、肯出力，就是这样熬出来的。 岳冬至的案子，在那片山里传了很多年。 横岭村的民兵小队长，看上了从河北武安来的姑娘，两人对上了眼，可一个有童养媳，一个被家里早早许了人，在村里人眼里就是“乱了老规矩”。一群年轻人又嫉妒又看不惯，合伙下手，最后一脚把人趟死。案子到了边区高等法院，主犯没成年，也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命，被判重刑没判死，别人按伤害、渎职处理。 赵树理后来到这一带调查，把前因后果听清楚，心里堵得慌。 他知道婚姻条例早写明“男女自愿”，可那纸放机关里，百姓摸不着。再往后写出《小二黑结婚》，把现实悲剧翻成喜剧，小二黑和小芹冲破旧礼成了亲，婚姻自由这几个字才真进了乡村。 新中国刚立起来，权力也得立规矩。 刘青山、张子善这俩名字，一提就是一阵凉意。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河北省委查清他们凭职权贪污、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数额大得吓人，建议“处死”。华北局同意开除党籍，同意死刑，又加上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留出一点回旋。 材料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没马上拍板。从瑞金到延安，他一直对贪污案盯得紧，知道“杀人不是割韭菜”，也清楚，有些人不杀，风气就得往烂里走。天津那边开会，几百名干部几乎一边倒赞成枪毙，也有人看在旧日功劳上求情，说判个无期，给个机会。 薄一波把这些声音捎给毛主席。毛主席回话很硬：正因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下决心处决。杀这两个人，是救一大批还没滑到底的干部。 他提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意思很清楚：这四样要是塌了，国家迟早散架。 一九五二年二月，河北在保定公开审判，两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全部家产。周恩来来电，叮嘱善后要办好。 这一枪打出去，新中国反腐的红线立住了：有功挡不住罪，帽子再亮也换不来豁免。 时间再往后挪，老一代干部开始琢磨新问题。 安志文，延安出身，解放后在国家计委忙着计划经济。 七十年代末改革启动，算盘珠子拨着拨着，题目变成了“这套计划怎么改”。 一九八二年，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了新班子，总理挂帅，副主任里有薄一波，也有安志文。 他们琢磨的，就是怎么在国家手里留住方向盘，又给市场腾出活路。安志文后来半开玩笑，说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学计划经济，一件学怎么改计划经济。巴山轮会议上听到“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这种提法，他和同伴们在船上来回掰扯，一点点捋清前路。 二〇一五年，在人民大会堂，已经满头银发的安志文，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二〇一七年，他在北京离世，九十八岁。 再想起二〇〇四年那声“快去给太爷磕头”，屋里是晚辈向长辈行礼，屋外看过去，更像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交接一根看不见的接力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