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上海滩硝烟滚滚，街头尸横遍地。 江阴要塞的布防图刚画上军令纸，日军的军舰却已提前撤离，原定的“瓮中捉鳖”成了一场空。 蒋介石站在作战沙盘前，手握铅笔，久久不动。 他看向角落，那个低头做记录的男人，面无表情，字迹工整。他叫黄浚——行政院的高级机要秘书，也是这场泄密风暴的中心人物。 但此刻，他是“自己人”。 谁都不知道，一天前，在玄武湖边，一名穿长衫的中年男子一边嚼着巧克力，一边将糖纸塞进一棵老槐树的树洞。 不远处，一个拄伞的青年假装在喂鸽子，眼角始终不离那棵树。一小时后，糖纸被取走，三天后，日本70余艘军舰脱离战线，长江防线漏洞百出。 没有人能解释，为何敌人每次都能踩准国军节奏。 冯玉祥在车上刚转弯，敌机便如影随形；宋美龄慰问途中遇袭，爆胎的吉普车冲进水沟；白崇禧刚刚回头转身，先施公司便被炸成平地。 几乎所有“刺杀”都精准得像剧本，每一颗炸弹都仿佛安在地图的“圈重点”上。 “这不是普通间谍能办到的。”蒋介石终于开口。 调查的焦点落在黄浚身上，不只是因为他每次会议都在场，更因为他的生活过于奢靡——南京、上海皆有宅邸，夜夜笙歌，交际广泛。 最要命的是，他的钱从哪里来，没人说得清。他那位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须磨弥吉郎，早已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也正是日本特高课在华的最高指挥。 黄浚的罪，从巧克力纸开始，但远不止巧克力纸。 他训练了一整套谍报系统，换帽子、藏情报、转手交接，一丝不乱。他甚至将儿子安插进外交部，再通过司机、小妾、书童，布下一张看不见的网。 专案组布下反围套，一个假情报从咖啡馆的礼帽中递出：“明晚11点，黄公馆聚会，须磨先生亲自发奖金。” 黄浚果然上钩，邀来间谍网中的十八名骨干。那夜，黄家灯火辉煌，客厅香槟声未落，门铃响了。 不是须磨，是枪口。 宪兵破门而入，十八人被一一按倒在地。黄浚被拷在审讯椅上，脸色苍白。 他交代了所有事——从1931年开始的投敌，到炮台图纸的外泄，再到刺杀计划的精确位置。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却句句刺骨。 一周后，南京雨花台。十八名汉奸站成一排。黄浚穿着旧长衫，眼神木然。身边是他年轻的儿子黄晟，戴着手铐，低头不语。 枪响的一瞬间，那个曾出入高层会议、写诗作赋的“神童”，终于倒下。他的身躯跌在尘土里，和那些因他出卖而死的将士，再无区别。 而战场上，淞沪依旧在燃烧，炮火未歇。国军将士不曾知道，他们原本可以赢得更多的胜利，少流那么多血。 可惜，那场胜仗，被一个糖纸和一顶礼帽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