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一个寒冬的傍晚，南京市郊老干部医院病房的灯光昏黄。 一个瘦削的老人靠在病床上，眼神已渐模糊，他拉住女儿的手，嘴唇微动：“我走以后，别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个也不要。”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没再睁开。 医生记录上写着：“沈志宏，退休后勤科干部，病逝，享年79岁。” 没有头衔，没有战功纪念，甚至连“烈士家属”通知都没人来送。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无名老人”，曾在战争最暗的角落，亲手为解放军打开过南京的城门？ 沈志宏出生在河北定县一个普通书香门第，家中做些小生意，父母指望他读书成才，将来当个老师、写几本书，养活家人。 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考上了北平的高等师范，主攻哲学。他本该是一个“之乎者也”的教书匠。 可1937年卢沟桥事变那天，他在课堂上听到窗外炮火震天，整栋教学楼都在颤抖。 “读书人若不能护国，读这书又有何用？” 那一夜，他收拾行李，没跟家里打招呼，只留下一封信：“孩去从军，保国护家。” 20岁出头，他南下投奔武汉临时政府，几经辗转进了中央军校第十四期，和一批留学生、文人子弟一起接受训练。 他不是最强壮的那一个，却是最冷静、最沉得住气的人。 抗战期间，沈志宏被编入第91师当情报参谋，战场上的信息收集、敌军动向预判、地图分析都要经过他。 他不爱讲话，却总能精准判断日军的进攻点，被士兵们戏称为“预言家”。 有一次，前线指挥部犹豫是否放弃一个小村落，他用一张徒手画的地形草图说服上级：“这里是通往老河口的咽喉，丢了它，等于拱手让敌人穿胸。” 结果三天后，敌军果然集中兵力猛攻，被早早布防的部队反杀。 这一战后，他被调往后方军政司做信息协调，不再上前线，但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国防部高层的桌面上。 而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面对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友军的怀疑。 1943年冬，南京郊外执行一次小型任务时，他亲眼看着部队误将三个地下党当作“日伪特务”枪决。 理由仅仅是：三人没带证件、口音不对、神色紧张。 回到驻地，他调查了整整一周，才发现这三人正是中共安插在沿江地区的情报员，他们本想将敌人布雷点的图纸转交给皖东支队，结果路上被拦截，话没说完就被“清理”。 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在军帐中失声痛哭。他问自己：“我们到底在打谁？” 1946年，抗战胜利，沈志宏被调至南京，进入国防部一厅担任中校参谋，主要负责长江以南的防御图纸汇总和敌情上报。 这在旁人看来，是高升，是“熬出来”的成果。 可他却越干越心寒。军政厅每天有人开香槟、赌钱，报纸上却写着“剿匪胜利”“民心归附”。 身边同事多是太太团亲戚、某将军外甥、某议员之子，没人真在乎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每天汇总的情报，根本没人看，他们在意的是哪家饭馆新开张。” 他没辞职。他选择留下，变成一颗“会转的钉子”。 一次偶然的接触，他和一位老战友谈及往事，那战友低声说：“我已经入了组织，他们还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他没有立刻答应。他沉默了一整个月，直到那天，他看见街头一个乞丐模样的中年人被宪兵暴打，只因为他口袋里掉出一页《新华日报》。 那一夜，他主动联系了那位战友，说：“我愿意帮忙。但我只负责送东西，不写名字。” 1948年冬，南京城内布防加紧，长江防线重新布图，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共军过江，南京危矣。 国防部新设江防图管控室，门禁极严，三层守卫，进出要两人以上同行，每张图纸都有编号登记。 沈志宏就在那批负责“编号”的人里。 他知道，共军想渡江，必须知道布防图的精确位置。每一个铁丝网口、地雷带、碉堡盲区，哪怕出错十米，也可能让上千人丧命。 于是，他和妻子江丽文商量了一整夜。 江丽文，是一位小学教员，温柔、谨慎、目光清澈。可她却比他更果断：“如果你决定了，我陪你。” 他们合谋了整整五天。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在老旧宿舍楼里拆掉地板，藏好工具，准备复制图纸的材料。 偷图那晚，沈志宏以“整理旧档”为由拖延值班同事，趁隙进入密室，用特制微型相机拍下每一页图纸。 拷贝成功后，他把相机藏进了妻子绣花鞋的鞋底。 江丽文第二天背着女儿，去“探亲”，途中将相机交给了接头人。 一周后，南京战役打响。解放军攻城速度之快，连内部人都不敢相信。 “像是对方拿了地图一样……” 没人知道，他们真的“拿了”。 南京解放后，沈志宏没有提过往。他转去后勤，做仓库管理员，一干就是30年。江丽文则成了街道妇联干事，每天跑腿送米送油。 他们没有被授勋、没有进烈士堂，甚至家里连一张证书都没有。 直到1990年代末，党史馆整理地下工作者资料，辗转找到他家门口时，他冷笑了一句：“找错人了。” 1996年冬，他病危，最后一句话，是对女儿说的：“他们有孩子，有家人，有人还活着，不该因为我死了就被人盯上。” 他就这么走了，一生干净，像从没参与过风云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