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俘虏交换后，200多名战士终于回到祖国。他们刚刚跨过边境线，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突然命令：连长和指导员立刻送上军事法庭，其他人全部就地转业，回家。 命令下达得很果断，前方接应部队不敢耽搁，一个个名单被迅速登记，押送和安置的车队立刻出发。有战士还没反应过来，鞋底还沾着越南丛林的泥，就被带去换下军装。 在军事法庭那边，几名连级干部刚被送到，就接受了连夜审查。法庭重点查的是：指挥是否失职？是否有逃跑行为？ 其中一位姓王的连长被单独提审。经核实，他在高平方向带队穿插时，曾为掩护三名重伤员，被越军包围。敌人逼问番号，他死咬不说，还动手打了翻译。 战俘营里，他组织骨干把部队番号改口成“民兵队”，坚持了一整月没泄密。审查结论是：非主观失误，予以转业处理，回籍安排工作。 而另一位原某连指导员就没那么幸运。他负责的那次穿插任务中，判断敌人火力位置出现重大偏差，误判安全通路，导致全连与主力失联，随后被越军合围。 此人在被俘后配合度偏高，虽未供出军事情报，但行为被定性为战场判断严重失误。法庭最终裁定为“指挥失当”，处以有期徒刑三年，服刑期满转地方。 战士们的去处安排得更快。很多人直接分配进厂、下乡，有的去了南方某机械厂做操作工，有的回了老家务农。那时对“战俘”这个词的接受度还很低，谁也不愿多谈。 他们在越南战俘营挨过鞭子、吃过皮鞋汤，有人还被强迫写“悔过信”，但真正回国后，几乎没人问他们在战俘营里经了什么。 广东某镇一所砖厂，分到了一位名叫赵振林的退伍兵。他沉默寡言，干活拼命，不喝酒也不打牌。直到1986年厂房起火，他冲进车间救出两个被困的年轻人，厂长才查出他是79年越南战场回来的人。 在那种复杂的战场上，通讯靠人跑，地图用手画。有被分配到水电站工作的退伍兵，十几年后修坝时还能徒手画出山势走向。 这些人后来没再穿过军装，但谁都没说自己不是兵。 他们清楚自己不是英雄，但更知道自己没给国家添乱。许世友下令转业，其实不是抛弃，而是保护。他不希望这些人回部队后受排挤，更不愿他们被人贴上“投降兵”的标签。 许世友始终认为，战场容不得含糊，哪怕只有一个连队，也要有人对全连负责。 那批归国的战士，如今大多数已经老去，有的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名字没有刻进烈士碑，但他们曾为祖国扛过枪，在最艰难的时刻没倒下。这些不被记住的背影，同样撑起了战争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