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的警卫员被马家军发现，但敌人看了一眼，就让他走了，谁知，一个叛徒却说：“他是徐向前的参谋，快抓起来！”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7年春天，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那是西路军将士留下的印记。二十出头的康海生，原本是陈昌浩的警卫员，此时正蹲在马家军的营地里捉虱子。 几个月前，他和徐向前的警卫员赵家仕去探路，刚走到一条冰河边，树林里突然冲出一队骑兵。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团团围住了。 搜身的时候，敌人从康海生怀里翻出一张地图。正当敌人起疑时，人群里一个小鬼突然喊道：“他是徐向前的参谋！”康海生定睛一看，这竟是原来队伍里的战士，现在却成了叛徒。 马家军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土围子里，康海生被押到马元海面前。这个六十多岁的胖老头，光头黑胡子，一双眼睛白多黑少，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 “在红军里干什么的？认不认识徐向前？”马元海慢悠悠地问。 康海生装出一副老实相：“俺就是个勤务员，平时端水递东西，不大认得首长。” “那他去哪儿了？” “打仗那天夜里就走散了，真不知道去了哪儿。” 马元海换了副面孔，开始利诱：“俺知道你们年轻人不容易，要是能带着找到徐向前，回来给你赏钱，还能让你当官。” 康海生心里冷笑，就算死也不当叛徒。审问无果，他又被关进了小黑屋。 有天放风的时候，一个年轻军官走过来，看着康海生说：“你们这么小的孩子也跟着闹共产？” 康海生心里不服，但只是笑了笑。 聊起来才知道，这军官也是河南人，老家潢川，跟康海生的光山县是邻县。他原本在孙殿英手下当炮兵，打仗被俘后才留在马家军。 也许是老乡情分，这个炮兵副营长后来常来找康海生聊天，还把他要到自己手下喂马，不用再关黑屋了。 康海生以为日子能缓一缓，没想到几天后的傍晚，突然有人来叫他去见马元海。 到了村边，石碾子旁已经站着几个被俘的红军干部，个个脸色铁青。康海生心里明白，敌人把他当成“老共产”了。 马元海蹲在碾子上，眯着眼说：“送你们去甘州，路上老实点。” 康海生知道，哪是去甘州，分明是要拉去杀头。 天黑后，一队敌兵押着他们往河滩走。那河滩是个万人坑，多少红军战士被拉到这就再没出来过。 眼看就要到河滩了，身后突然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康海生回头一看，是那个河南老乡骑着骡子赶来了。 老乡慌慌张张跳下骡子，拉着监刑的副营长走到一边。康海生隐约听见：“咳！多杀一个少杀一个嘛，还不就那么回事……” 说了半天，监刑官皱着眉摆摆手，让康海生站到一边去了。 后来康海生才知道，老乡听说他要被处决，连家里的牲口都没换，骑着骡子就往这赶，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位老乡的善举，在那个杀戮遍地的年代显得格外珍贵。他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却还愿意冒险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 康海生的遭遇，只是西路军两万多将士苦难的一个缩影。1937年1月，高台城破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带着三千将士与十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七昼夜。 城破那天，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战斗到最后一刻。战士们在街巷里与敌人展开肉搏，打完子弹用刺刀，刺刀断了用枪托，枪托碎了用石头。 倪家营子的战斗更是惨烈，女战士们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骑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的伤员爬不动了，就抱着手榴弹滚向敌群。 在祁连山的雪地里，战士们啃树皮、吃草根，脚上的布鞋早就烂了，只能用破布条裹着继续行军。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许多人睡下就再也没有醒来。 西路军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两万多人只有四百多人突围到了新疆。但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真正投降变节的人寥寥无几。 李先念后来回忆说，西路军的战士们知道自己可能回不去了，但没有一个人后悔。他们在临死前喊的不是别的，而是“红军万岁”。 这些普通战士的名字，大多已经湮没在历史中。但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诚。 康海生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兰州军区工作，一直到离休。每次讲起西路军的往事，这个老人都会哽咽。 他常说，那个河南老乡后来怎么样了，他不知道。但那个骑着骡子在月光下狂奔的身影，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八十年过去了，河西走廊的风沙依旧。只是现在的年轻人走在那片土地上，很难想象当年发生过怎样的悲壮故事。 今天我们过着和平安稳的日子，偶尔抱怨工作辛苦、生活不易。但想想康海生，想想董振堂，想想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战士，我们面对的这点困难真的不算什么。 他们在绝境中都没有放弃希望，没有背叛信仰。而我们只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认真生活，好好珍惜。 这或许就是那段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仇恨，不是悲情，而是一种面对困境永不低头的勇气。 信源：【红馆故事会】离群孤雁觅东归——西路军战士康海生回忆历尽艰难回到党的怀抱（一）——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