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汉奸是谁？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若是无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 1931年抗战时期有个叫黄濬的人，藏在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带，用一次致命泄密，让中国错失了抵御日军的关键机会。 他不像汪精卫那样“明火执仗”地投敌，而是披着“忠臣”的外衣暗通外敌，其造成的破坏，比公开的敌人更让国家痛彻心扉。 黄濬并非无名小卒，而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秘书，身处权力核心，能接触到军事部署、政务规划等核心机密。 国家给了他高薪厚禄，寄予他守护家国的期望，可他却早已被日本情报机构收买，成了潜伏在中枢的“蛀虫”。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挡日军军舰沿长江入侵，正秘密规划长江口防御体系。 从布防点位的选择，到弹药库的具体位置，再到军队调动的时间节点，每一项都是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制定的“保命计划”。 可负责参与此事的黄濬，却把这些机密像送“私人礼物”一样，悄悄传递给了日本情报人员。这种“身居要职却通敌”的行为，直接掐断了中国抵御外敌的“防线根基”，比战场上的溃败更具毁灭性。 真正让黄濬的“汉奸行径”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是“江阴要塞泄密案”——这起事件，差点让中国失去长江防线的主动权。 当时日军多艘军舰因执行任务，还滞留在长江内河，国民政府敏锐地抓住这个战机，制定了“封死江阴江面，困死日军军舰”的计划。 要知道，这些军舰相当于日军的“移动炮台”，若能将它们困在长江，不仅能大幅削弱日军的海上战力，还能至少延缓日军进攻华东半年时间，无数百姓能因此躲过战火。 可就在计划即将实施的关键时刻，黄濬把消息泄露给了日本。日军军舰连夜紧急掉头，沿着长江全速撤离，硬生生从即将闭合的“口袋”里逃脱。 原本能重创日军的“好棋”，因为黄濬的背叛彻底落空，无数将士的心血付诸东流，中国失去了一次改变抗战初期战局的重要机会。 黄濬比汪精卫更可恨，根源在于他的“背叛更隐蔽，伤害更彻底”。汪精卫投敌后，至少还顶着“伪国民政府”的名头，公开与国家为敌，国人能清晰地认清他的真面目，进而凝聚起反制他的力量； 可黄濬却一直以“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活动，利用职位带来的信任，不断窃取机密、输送情报。他的背叛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尖刀，在国家最需要防备的时候，从内部狠狠刺穿了防线。 汪精卫破坏的是政权的颜面，而黄濬毁掉的，是一个国家抵御外敌的“最后安全网”。 若没有他的泄密，日军想轻易突破长江防线、撕开中国大门，绝不会如此顺利；若计划成功，抗战初期的局势或许会截然不同，无数同胞的生命也能得以保全。 直到日军军舰“反常撤离”，国民政府才意识到内部出了内鬼，开始全力追查泄密源头。随着调查深入，黄濬与日本情报人员的往来证据逐渐浮出水面。 包括加密信件、秘密接头记录，以及他传递出去的机密文件副本。被抓时，黄濬还试图装出“无辜”的模样，谎称自己是“被胁迫”，可铁证如山，他的狡辩苍白无力。 最终，黄濬被依法执行枪决，这个隐藏在国民政府核心的“内鬼”，终于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了代价，也算是给那些因他泄密而牺牲的将士、因日军提前进攻而受难的百姓，勉强有了一个交代。 黄濬的案例，至今仍在警示着后人：明面上的敌人不可怕，藏在内部的“蛀虫”才最致命。他们利用信任窃取国家利益，用同胞的鲜血换取个人荣华，其行为比公开的投敌者更让人不齿。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既要记住汪精卫之流的公开背叛，更要警惕黄濬这类“暗箭伤人”的内鬼——因为只有守住内部的防线，才能真正抵御外部的侵略，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参考资料： 陆以正.《军统内幕揭秘》.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 李敖.《蒋介石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