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女特务周志英，在戴笠的公馆过了一夜。之后，周志英就要和戴笠结婚。但戴笠只是玩弄周，并没打算娶她。周志英却不依不饶，非要和戴在一起。戴笠被缠的烦了，就把周关进了息烽监狱。 1941年春，重庆的夜雨淅淅沥沥，街头巷尾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浙江警官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周志英正低头整理学员名册。她穿着浅蓝色旗袍，身形窈窕，脸上还带着刚毕业的青涩。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教官低声通报：“戴老板来了！”教室里顿时安静，所有人挺直了背脊。周志英抬起头，恰好对上戴笠的目光。那一刻，她的心跳得像擂鼓，脸颊不自觉地泛红。 戴笠身着笔挺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眼神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玩味。 他缓缓走过队列，停在周志英面前，微笑着说：“这位学员，很有精神。”简单的一句话，让周志英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她不知道，这一眼，已经将她推向了命运的漩涡。 几天后，周志英被调到军统局，成了戴笠的贴身秘书。她的新办公室在重庆一栋不起眼的楼里，窗外是嘉陵江的雾气，室内却总是弥漫着戴笠的雪茄味。戴笠对她格外关照，时常送来水果点心，甚至允许她出入戒备森严的戴公馆。 同事们私下议论：“这姑娘，怕是攀上高枝了。”周志英沉浸在这种特殊待遇中，觉得自己抓住了人生的机遇。她开始幻想，凭着美貌和戴笠的青睐，或许能成为“戴夫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然而，戴笠的温柔背后，藏着冷酷的算计。1941年夏，戴笠的发妻毛秀丛因病去世，周志英以为机会来了。她开始频繁提起结婚，语气从试探到急切：“雨农，你夫人不在了，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戴笠总是笑而不语，或用抗战时期不宜婚嫁的借口搪塞。 一次深夜，公馆内的烛光摇曳，周志英鼓起勇气，依偎在他怀里再次提出婚事。戴笠低声应道：“好，过些日子再说。”她却没看见，他眼中闪过的一丝不耐。 与此同时，戴笠的目光已转向另一个女子——余淑衡。她是重庆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气质清冷，眉眼间透着书卷气。余淑衡被军统招募后，很快引起戴笠的注意。与周志英的单纯不同，余淑衡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距离。她明白，戴笠的甜言蜜语不过是权势者的游戏，她从不奢望婚姻，只想借机谋求更好的出路。 戴笠对她的冷静颇感兴趣，刻意拉近关系，送她珍贵的首饰，甚至带她参加军统的高级宴会。但余淑衡始终心如止水，只在适当时候流露出几分柔情，以维持这段关系。 周志英的执着却成了戴笠的麻烦。她开始在公馆外哭闹，甚至跑到军统局办公室质问：“你到底娶不娶我？”同事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戴笠的耐心终于耗尽。一天清晨，他派司机接周志英，谎称带她去“登记”。周志英精心打扮，穿上最喜欢的旗袍，满心欢喜地上了车。 车子却越开越偏，驶入贵州的群山。到达息烽监狱时，她才反应过来，哭喊着要见戴笠，却被狱警毫不留情地推入牢房。铁门关闭的那一刻，她的希望彻底破灭。 息烽监狱的生活如同炼狱。牢房潮湿阴冷，饭菜只有稀粥和发霉的窝头。周志英起初还抱着幻想，每天在牢房里低声喊着戴笠的名字，但回应她的只有狱警的呵斥。两年过去，她的眼神从明亮变得空洞，精神也逐渐崩溃。与此同时，余淑衡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她得知军统有资助留学的机会，主动向戴笠提出申请。戴笠对她已失去新鲜感，爽快同意，还安排人照顾她的家人。 1943年，余淑衡登上赴美的轮船，站在甲板上，她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逃离了那个危险的男人。 1943年冬，戴笠突然想起狱中的周志英。他以为两年的牢狱生活足以让她“清醒”，便下令释放。她出狱时，头发散乱，眼神呆滞，却依然固执地跑到戴公馆门前，坐在地上低声抽泣：“我要见雨农，求你们让我见他。”卫兵冷冷地驱赶，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戴笠闻讯后，只冷笑一声：“不知好歹。”他再次下令，将周志英送回息烽监狱。这一次，她被关了整整四年，直到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监狱清理在押人员，她才重获自由。 1946年3月17日，南京西郊岱山，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戴笠的专机在暴雨中轰然坠毁，机上无人生还。这位叱咤风云的特务头子，就这样在雨中陨落，留下了无数未解的谜团。周志英在息烽监狱听闻消息，呆坐在牢房一角，嘴里喃喃自语：“他死了……他真的死了……”她的精神早已在漫长的监禁中崩溃，自由对她来说，究竟是新生还是另一种折磨？ 周志英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出了息烽监狱的大门。身后，监狱的铁门在晨雾中缓缓关闭，仿佛锁住了她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岁月。余淑衡则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新的生活，档案显示她后来成为一名学者，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两人的故事，如同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势与人性的复杂纠葛。息烽监狱的档案至今部分保存在台湾，关于周志英的后续人生，史料语焉不详，只留下零星的悲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