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州，一女子姐姐病逝，女子给姐姐办理完后事后，考虑到自己父母已经去世，姐姐一生未婚未育，便以姐姐唯一继承人的身份提取姐姐银行卡内的30万余元现金。可令女子万万没想到的是，银行不认其身份直接拒绝了其请求。女子与银行多次沟通未果，无奈委托律师将银行告上法庭。谁料，法院又以其与银行没有合同关系等理由，驳回了其起诉。女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却有不同观点。 夜色笼罩下的广州，街灯昏黄，银行营业厅的玻璃窗映出一张疲惫的脸。张丽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一叠发黄的户籍证明和姐姐的死亡证明，眼神里满是焦灼。 张丽今年四十二岁，是一名普通的文员，生活平凡却踏实。姐姐张芬芳比她大八岁，性格内向，终身未婚，独自在广州打拼多年，靠着会计工作的收入攒下三十多万元存款。父母早年去世，姐妹俩相依为命，感情深厚。张芬芳病逝前，叮嘱张丽好好生活，却从未提过银行存款的事。丧事期间，张丽翻出姐姐的存折，尘封的纸页上，金额赫然在目。她以为，凭着亲属关系和一堆证明，取出这笔钱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银行的窗口成了她迈不过的坎。第一次去，张丽带上了父母的死亡证明、户籍本，还有姐姐单位开的家庭情况证明。柜员翻看了半天，语气生硬：“这些不够，得有公证处或法院的继承权证明。”张丽愣住了，姐姐无婚无子，父母已故，她不是唯一的亲人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多手续？她不甘心，接连跑了三次银行，每次都带着补充的材料——社区的居民登记表、姐姐的单身证明，甚至还找了老邻居写书面证词。 可银行始终不为所动，理由千篇一律：没有公证书，风险太大。 张丽的倔强被点燃了。她回忆起姐姐生前常说的一句话：“钱不重要，日子得踏实。”这笔存款是姐姐的血汗，她不能让它无端“冻结”。无奈之下，她请了律师，决定走法律途径。律师李明是个经验丰富的中年人，接手后迅速整理证据，还向档案馆申请查询张芬芳的婚姻记录。档案馆工作人员口头确认没有婚姻登记，但不愿出具书面证明，这让张丽又气又急。 社区居委会倒是配合，提供了父亲名下的老户籍记录，证明家里只有她和姐姐两个子女。 #案件很快提交到广州某区法院。张丽满怀希望，以为法律会还她公道。然而，一审的结果如晴天霹雳——法院以“张丽与银行无合同关系”为由，直接驳回起诉。她坐在法庭外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审裁定书，脑子里一片空白。《储蓄管理条例》明明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凭有效证明可提取存款，为什么她连起诉的资格都没有？律师李明安慰她：“一审适用法律有误，咱们上诉。” 上诉状递交后，二审法院的审理让案件峰回路转。 法官仔细翻阅卷宗，发现张丽提交的证据虽不完美，但足以初步证明她是张芬芳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在无配偶、无子女且父母均已故的情况下，兄弟姐妹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未尽调查义务，仅凭“无合同关系”驳回起诉，程序不当。于是，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重审过程并不轻松。法院要求补充更多证据，张丽和律师几乎跑遍了广州的档案馆和社区，收集了从户籍迁移记录到姐姐单位的人事档案。 最终，法院确认张芬芳无其他继承人，张丽的继承权成立。判决书下来那天，张丽拿着法院文件再次走进银行，柜员核对后，终于办理了存款提取。三十多万元，连同利息，静静地转到她的账户上。她站在银行门口，长舒一口气，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这场奔波，耗费了她整整一年的时间。 这个案件并非孤例。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40条，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需提供公证处出具的继承权证明书或法院判决书，银行才可办理存款提取。《民法典》第1127条进一步明确，兄弟姐妹在特定条件下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但需通过多方证据证明身份。现实中，类似张丽的遭遇并不少见，尤其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遗产继承纠纷频发。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近年广州的继承案件中，银行存款争议占相当比例，多因证据不足或程序复杂而延宕。 张丽终于取回了姐姐的存款，但那份意外发现的保险合同却像一颗埋下的种子，让她心头蒙上一层阴影。站在广州街头，车流不息，她握紧手里的判决书，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前方还有多少波折，她都要为姐姐守护好最后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