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蒋介石视察时，贺国光从口袋摸出张支票说：“这是委员长兼理四川省主席的公费，”蒋哈哈大笑，摆手让贺国光离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贺国光出生于湖北赤壁，也就是古人说“赤壁鏖兵”的那个地方，他的家庭是清末的传统官宦之家，父亲做过地方官，在那个重视仕途的年代，这样的家庭自然希望子孙出人头地，十八岁那年，贺国光跟着父亲去了四川，这一去，竟然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他被送进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那里结识了刘湘、邓锡侯、潘文华等一批后来在四川军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这个速成学堂可不简单，虽然叫“速成”，但出自这里的学生很多都成了四川军阀里的核心人物，贺国光不是最耀眼的一个，却是最擅长处理人情世故的那个，他没有刘湘那样的兵权，也没有潘文华的地盘，但他懂得怎么与人打交道，怎么在复杂局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到了1927年，宁汉分裂，局势混乱，贺国光做了一个关键选择，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这个决定让他被武汉政府扫地出门，也失去了兵权，很多人以为他从此淡出军政舞台，但他没有退场，而是被蒋介石召到身边，从此进入中央的参谋系统，虽然没有兵权，但他开始参与更高级别的战略事务。 蒋介石最初对贺国光并不特别看重，毕竟他不是黄埔出身，也没有什么赫赫战功，但贺国光的稳重、细致、忠诚慢慢赢得了蒋的信任，他不争不抢，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合适的判断，在几次重要战役的参谋工作中，他表现得非常沉稳，蒋介石逐渐开始重用他。 到了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决心收回西南的地方控制权，四川这个地方特别难搞，地形复杂，军阀林立，中央的命令经常传不到底层，蒋介石想要找一个既懂四川情况，又能代表中央立场的人来推进整编川军的计划，这个人选不能太强势，免得引起地方反弹，也不能太软弱，否则不起作用，贺国光成了那个最合适的人。 他被派去担任重庆行营参谋长，这个职务听起来是参谋，实际上是去“打关系”的，他不是去发号施令的，而是去协调、去沟通，去化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他靠着当年在速成学堂结下的人脉，一点点打开局面，他不硬碰硬，而是请客吃饭、谈心聊天，慢慢让地方军阀感觉这个人不是来抢地盘的，是来帮忙的，蒋介石的意图，就这样通过贺国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落实到了地方。 真正考验贺国光的时候，是1938年刘湘去世，这个时候，四川省主席的位置空了出来，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蒋介石最初想扶持张群上任，结果遭到地方强烈抵制，川军将领甚至威胁要动武，张群要是真敢来，他们就真敢开枪，蒋介石一时进退两难，最后只能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这种安排看似是最高规格，实际上是无奈之举，蒋介石根本不可能亲自处理四川事务，于是所有的政务，还是落到了贺国光手上。 贺国光这个时候的处境非常微妙，他名义上是省政府秘书长，实际上却在代行省主席的职责，他得应对川军的各种掣肘，还得保证中央的政策在地方能得以执行，他不光要做事，还得会做人，川军的将领们对他并不买账，但又不敢明着反对，因为他背后是蒋介石，贺国光就这样在夹缝中维持着四川的稳定。 他知道这种状态不能长久，蒋介石也不会一直兼任省主席，问题是，他如果直接说想辞职，蒋介石未必高兴，贺国光深知蒋的脾气，知道他最在乎名誉和面子，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在蒋来四川视察的时候，拿出了一张支票，这不是普通的支票，而是“支付”蒋介石作为四川省主席的薪资，这一举动既表达了忠心，也含蓄地传达了自己的难处，蒋介石心领神会，不久后就安排张群接任省主席，贺国光顺利卸任。 离开四川后，贺国光并没有彻底退出权力圈，他升任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非常接近核心的位置，抗战胜利后，他又被派到西康，希望他能稳定西南局势，但这个时候的局势已经不是靠人情关系能维持的了，地方势力纷纷弃暗投明，蒋介石的命令越来越没有人听，贺国光再能干，也无力回天。 1949年底，西南基本失守，贺国光乘飞机撤往台湾，从此，他的角色就从“实干派”转为“顾问派”，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国策顾问的头衔，听起来体面，实际上没有实权，他在台北的生活非常低调，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晚年时，贺国光开始写《八十自述》，记录自己几十年的经历，这本书没有夸大功劳，也没有批评别人，语气平和，内容真实，他没有留下什么传奇的故事，却留下了一个“低调而能干”的形象。 贺国光不是那种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但他的存在，让很多看似要崩的场面稳住了，他不靠枪杆子，不靠家世，只靠稳重、人情和判断力，在历史的夹缝中活出了自己的分量，他的故事，像一把藏在袖中的折扇，看似普通，实则藏锋。 信息来源：半生幕僚贺国光2009年07月15日14:48凤凰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