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封杀，不管是哪个公司都不乐意给他机

1984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封杀，不管是哪个公司都不乐意给他机会，在他心灰意冷准备去当工人时，忽然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你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4年除夕夜，电视机前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一个陌生的香港歌手站在春晚舞台中央，他穿着略显旧式的西装，眼神里藏着紧张和倔强，那一刻，背景音乐响起，观众静了几秒钟，然后便是一阵掌声，他清晰地唱出那些熟悉却又沉甸甸的词句，仿佛一根细线，牵动了无数人心底的情感。   张明敏并不是从光鲜亮丽的起点出发的，他出生在香港九龙一个人多屋小的家庭中，兄弟姐妹挤在铁皮房里，窗边吹进来的风带着街巷的油烟味，家里最贵重的物件是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常常调不准频道，却是孩子们接触外界的唯一方式，张明敏从小喜欢哼歌，母亲在炉灶边唱的调调成了他最早的旋律启蒙。   中学没毕业，张明敏就进了电子厂，每天站在流水线前拧螺丝装零件，手指麻木，人也疲惫，但他总能在机器轰鸣声中找到节奏感，把旋律藏进枯燥的工作里，有时午休，他站在堆放包装箱的角落，闭上眼睛唱几句歌，工友们会停下手里的饭盒听他唱完。   机会第一次敲门，是一次全港工人歌唱比赛，他报了名，穿着工装上台，唱的是国语歌，在粤语歌曲占主导的年代，这样的选择并不讨喜，但他依旧坚持，结果出人意料，张明敏拿了第一名，之后又参加了几场比赛，拿到奖项，也得到了唱片公司的注意。   然而，进入乐坛的路并不顺利，他坚持唱国语歌，唱片销量并不理想，演出邀约也少得可怜，公司渐渐对他失去兴趣，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方向，1982年，他终于出了第一张专辑，却没能掀起什么水花，正当他准备放弃时，他遇见了一首歌。   那年夏天，关于日本教科书否认历史的新闻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文化圈里的人纷纷发声，有人写文章，有人拍纪录片，而一位词作者写下了一首歌，他在这首歌中倾注了对祖国的感情，想找人来唱，张明敏接过这首歌，听完词后没有犹豫，他录了这首歌，也在之后的时间里，背负了更多意想不到的代价。   《我的中国心》在香港的反响并不热烈，不少人甚至觉得他“太亲中”，在那个社会氛围中，这是一种冒险，演出机会减少，唱片销售停滞，原本看好他的唱片公司也开始疏远他，张明敏慢慢被边缘化，一度准备重回工厂找份稳定工作。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夜晚，央视春晚的导演在一次内地出差途中，在出租车里听到了这首歌，他觉得这首歌能代表那个年代的某种声音，也觉得张明敏有一种特别的质感，于是，他设法联系上张明敏，邀请他参加1984年的春晚。   当时的张明敏已经处于事业低谷，面对这次机会，他既兴奋又犹豫，他清楚自己在香港的处境，也知道如果去内地演出，很可能会彻底失去在本地立足的机会，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去，他带着母亲为他改小的西装，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那次春晚演出不仅改变了张明敏的命运，也让无数观众记住了这首歌，他的名字开始在全国传开，电台、报纸、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来自香港的歌手，回到香港后，现实却依旧残酷，他的名字出现在唱片公司的解约文件上，演出市场对他关上了大门，生活再度陷入困难，但这一次，他没有退缩。   他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向内地，演出邀约不断增加，观众热情高涨，他在内地各地演出，收获了真正的认可，1988年，当北京宣布申办亚运会时，张明敏注意到新闻里提到的六亿元资金缺口，他没有等别人号召，而是主动联系组织者，希望能为亚运会筹款。   他卖掉在香港的房子，把钱投入到巡演设备和交通中，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带着简陋的音响和一把吉他，从南到北跑了几十座城市，每场演出，票价都低得让人意外，但观众依旧爆满，有的老年观众拿着几毛钱也要进场听一遍直播版的《我的中国心》，张明敏唱到声音沙哑、喉咙出血，后台医生劝他停下，他只是简单休息又继续上台。   这轮义演最终筹得六十万元，他毫不犹豫地全部捐出，这笔钱虽不算巨额，却带动了全国的捐助热潮，张明敏用行动证明了他不只是唱出了情感，也在生活中为国家做出实际贡献。   九十年代，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张明敏开始重新在香港获得一些认可，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内地的舞台，他参与公益、资助教育、捐助物资，每一次都低调行事，武汉疫情期间，他捐赠的医用物资在海关遇到问题，工作人员看到签名后，立刻放行，这个曾被误解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温暖符号。   信息来源：广州日报——幸福乐园七十载 侨心安处是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