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鲁比北京时间8月20日晚写道：“国际刑事法院继续无视国家主权，并通过调查、逮捕、拘留和起诉美国和以色列国民来助长法律战。 作为回应，我将对另外四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进行制裁。我们将继续追究那些对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和以色列人采取的道德沦丧、法律依据毫无根据的行动负责的人的责任。” 这一表态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政府自今年2月重启制裁机制以来的延续性动作——早在6月5日，美国已对四名ICC法官实施过冻结资产及入境禁令。 被制裁者包括来自乌干达、秘鲁、贝宁和斯洛文尼亚的法官，他们分别参与过两项引发美以强烈反弹的司法行动。 一是授权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涉嫌犯下的战争罪行，二是批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前防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其在加沙冲突中涉及战争罪。 鲁比奥的声明延续了美国对ICC的一贯批判逻辑，核心论点在于“管辖权争议”。美国与以色列均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主张ICC无权对非成员国公民展开调查或起诉。 他指责ICC“政治化”并滥用权力，试图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侵犯美以主权。这种立场有其历史脉络：2020年特朗普首次制裁ICC检察官本苏达，因其调查阿富汗战争罪行； 拜登政府一度撤销制裁，但今年2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立即签署行政令重建制裁框架，明确将“保护盟友以色列”列为关键目标。 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反应强烈。ICC在6月5日声明中强调，制裁是“对国际司法独立性的公然破坏”，并誓言继续无畏工作。 联合国人权高专图尔克要求美方撤销制裁，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则直言ICC是“国际司法的基石”，暗示美国行动动摇多边体系根基。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同为美国盟友，却集体保持谨慎沉默——既需维护与美关系，又无法公开否认ICC的合法性，暴露了战略利益与法律原则之间的尴尬撕裂。 这场冲突的深层矛盾在于“主权豁免”与“普遍管辖权”的百年博弈。美国认为主权国家应自主管辖本国公民行为，而ICC主张对战争罪等国际罪行拥有普遍管辖权。 类似争议在历史上屡见不鲜：2002年小布什政府为抵制ICC甚至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422号决议，要求豁免维和人员受ICC审查。 而今美国对ICC法官的制裁，实质是以经济胁迫手段延续这一逻辑，试图掐灭任何追究大国行为的可能性。 鲁比奥选择在8月重提制裁，时机颇有深意。一方面，ICC近期正加速推进对乌克兰冲突中战争罪行的调查，此举曾获美国公开支持； 另一方面，加沙局势再度紧张，内塔尼亚胡面临国内政治危机。此时强化对ICC的威慑，既是对以色列的“政治撑腰”，也是警告法院勿在巴以问题上更进一步。 但这种“堵枪眼”式制裁难以解决根本矛盾：若大国持续豁免于国际法治，ICC将沦为“只办小国、不碰强权”的摆设，最终损害的是战后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公正性。 国际法究竟该不该管“家事”？美国显然认为不该，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投下赞成票。 参考资料：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4名法官，因其做出对美国、以色列不利裁决 2025-06-06 12:24·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