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军统身份为少将的周镐离奇失踪，妻子一直以为他前往了台湾，可她根本不知道，丈夫早在1949年就被秘密处死。十六年光阴匆匆而过，妻子靠着一本早已泛黄的旧日记，终于为逝去的丈夫讨回了迟到多年的公道。 1943年，戴笠把他从重庆军统局第一科上校科长的位子上调走，命他乔装成商人，带着电台悄悄进入日占区南京。任务只有一个——在汪精卫政权内部重建军统情报站，同时秘密打通与周佛海的联络渠道。 周镐到了南京，周佛海一连几个月避而不见，周镐只能以商人身份在城里打转，借机摸清汪伪政权内部的人脉关系。 直到1943年7月，周佛海才在迎宾馆见了他，说了一句"此人极稳练，且有见识"，随即为他安排了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处少将科长的公开职务。 就这样，周镐在敌人的心脏里落了脚。他表面上是伪政府官员，实际上建起了一个下设八个组的军统地下情报站，同时与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伪军实力派将领逐一建立私人关系。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同乡、黄埔同学徐楚光——一个隐藏在汪伪政权中的中共地下情报员。两人走得越来越近，交流也越来越深，周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一路走来的选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周镐没有等命令，8月16日直接宣布成立"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着手接管日伪报社、电台、宪兵队和银行仓库。 然而蒋介石手里一时无兵可用，竟下令日军继续维持南京治安。冈村宁次随即出面，请周镐去日军司令部"谈判"，到了地方直接把人软禁。南京指挥部撑了不到三天便垮掉了。 随后，周镐被戴笠押往上海关进监狱，整整八个月。1946年3月，戴笠座机在岱山岛附近坠毁，周镐才经友人说情走出牢门。 出狱后的周镐在南京闲居，没有工作，生活拮据。他亲眼见过国民党内部怎么互相倾轧、怎么贪腐渎职，心里的账早已算清楚了。 徐楚光再次找到周镐，两人谈了很多。1946年9月，经华中分局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周镐正式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组织安排他继续以军统少将的身份潜伏，实际负责宁沪徐杭一带的情报联络与策反工作。 身份的转变没有带来安全，反而是更深的险境。没多久，因为内部叛徒出卖，周镐与徐楚光的联系被供出，随即被押入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 审讯、酷刑，周镐什么都没说。家人拼命打点关系，最终由两名少将出面联名担保，才把人捞出来。1947年12月30日，又是因为叛徒，周镐第四次落入保密局之手。 1948年3月，保密局内几名旧友再次联名作保，周镐第四次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正酣，周镐接到一项新任务——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刘汝明当时兼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部队驻扎蚌埠，若能拉他起义，对战局影响极大。 11月19日，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亲自面授任务，次日凌晨三时，周镐便率人出发。 临上船之前，周镐从包里取出日记本，连同一些钱物，一并交给警卫员，说了一句："如果我三天不回来，把这些交给夫人。"说完转身上船，没再回头。 进入刘汝明防区后，刘汝明无法判断周镐究竟是中共代表还是保密局派来的探子，干脆把情况上报蒋介石和刘峙，同时向保密局告密，将周镐一行全部抓捕，押解南京。 这是周镐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关进宁海路19号。 蒋介石得知周镐的真实身份后震怒异常。1949年1月，南京城外炮声隐约，蒋介石下达秘密处决令，周镐在雨花台附近就义，年仅三十九岁。处决之后，特务销毁所有相关记录，对外封锁消息。 那本日记，却被警卫员辗转送到了周镐妻子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