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抗战胜利前后，关于战后首都选址的争论早已在学界和政界展开。 当时主流的声音几乎都指向南京，在很多人眼中，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生前选定的首都，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更是国民党政权经营多年的核心区域，还都南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甚至公开表态，南京建都已是定局，绝不会被一两篇文字所动摇。 也就是在这场一边倒的舆论中，钱穆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早在1942年就撰写了《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脉络出发，用文化地理学的逻辑，拆解了首都选址与国家命运的深层关联。 钱穆梳理了中国历代古都的建都历史，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长达八百余年，洛阳与北京也都有超过八百年的建都史，而南京作为都城的时长仅有四百多年。 他在研究中发现，但凡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大多不是偏安江南的割据王朝，就是存续时间极短的短命政权。 在钱穆看来，南京地处东南一隅，背靠富庶的江南地区，紧邻上海等通商口岸，看似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却也藏着致命的缺陷。 政府长期扎根这里，很容易陷入对东南财阀与外部势力的依赖，目光只局限在沿海的少数繁华都市，对北方、西北、西南的广大国土失去足够的掌控力，而抗战时期沿海地区尽数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的经历，早已印证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短板。 对于新首都的选择，钱穆将目光锁定在了北京与西安，其中更倾向于西安。 他曾打过一个比方，中央政府是一个国家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不该待在温暖安逸的温室里，要暴露在外，摆在国家的大门口，摆在直面风险的最前沿。 西安地处内陆腹地，连接着西北与中原，定都这里既能拉近中央政府与内陆民众的距离，带动西北广袤土地的发展，弥合南北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也能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控，凝聚起整个国家的内在向心力。 而北京扼守着东北与关内的咽喉要道，既能兼顾北方边疆的稳定，也能衔接中原腹地，同样能避开偏安东南的战略弊病。 只是钱穆的这番建议，最终没能传到蒋介石的心里，更没有被国民政府采纳。 蒋介石始终执着于定都南京带来的法统正统性，认为这里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的象征，是稳固自身统治的根基。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支撑来自江浙财阀与买办阶层，南京紧邻沿海通商口岸，绝大多数美援物资都从这里入关，迁都北方或是西北，会直接触动这一群体的核心利益。 彼时的国民党高层大多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光环中，依仗着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支持，根本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思考钱穆提出的这套立国逻辑。 历史的走向很快就印证了钱穆的判断。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南京的战略短板迅速暴露，1948年南京多次遭到空袭，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濒临瘫痪，蒋介石这时才仓促考虑迁都武汉、成都，却发现这些城市早已无法承担战略支点的作用。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总统府的旗帜黯然落下，蒋介石带着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终结。 而就在三个月后，新中国正式将首都定在北京，恰恰契合了钱穆当年提出的，首都要立足北方、统筹全国的核心思路。 国民党的最终溃败，固然是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脱离民众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定都南京带来的战略短视、对内陆地区的忽视、对买办阶层的过度依附，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