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口，成都军区的大院里，空气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专案组的那帮人坐在椅子上，心里头其实挺有把握。为了把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拉下马，他们手里攥着一张绝对能要命的“杀手锏”。这张牌是个大活人，叫周树槐。 说来也怪，这周树槐跟李文清，那是过命的交情变过来的死对头。长征那会儿两人就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李文清当团长，周树槐是他底下的兵。爬雪山过草地，能活下来的人，哪个不是互相扯着衣角从阎王殿门口晃过来的？偏偏这么深的缘分，到了和平年代，反倒成了解不开的死疙瘩。 事情得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候条件艰苦，周树槐饿得两眼发绿，实在扛不住了，偷摸煮了副猪下水打牙祭，这东西搁现在不值钱，那会儿可是稀罕物。结果被人告发，说他违反纪律。李文清当时是领导，脾气暴得出了名，一听这事，火冒三丈，直接把周树槐吊起来抽了一顿。皮带下去，皮开肉绽，周树槐愣是一声没吭，但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李文清，盯得人心里发毛。 这事要搁在战场上，可能就是打完了仗喝顿酒就揭过去的事儿。可偏偏不是。周树槐心里的疙瘩越结越死，他觉得我跟着你出生入死，命都豁出去了，为了一副下水你把我往死里打？李文清呢，觉得自己秉公办事，你违反纪律我还能护着你不成？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谁也不肯低头。 建国后更是造化弄人，组织上把他们安排住进了同一个院子。门对门，窗对窗，抬头不见低头见。据说两家大人从来不串门，孩子也不在一块玩。有时候在院里碰上了，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拐，硬是能把几米宽的路走出银河系的距离来。街坊邻居背后嘀咕，说这俩老革命，多大的仇啊，比国民党还难调解？ 专案组的人眼睛毒，瞅准了这个缺口。他们找到周树槐，把茶水续得满满的，话里话外透着亲近：“老周啊，当年那顿打，冤枉不冤枉？现在组织给你做主，有什么说什么。”周树槐沉默了很久，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他想起那顿皮带，也想起过草地时李文清把自己从沼泽里拽出来，指甲都抠出血的样子。 最后他掐灭烟头，说了句：“那是我们老红军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专案组的人脸都绿了。他们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仇，怎么说翻篇就翻篇了？ 其实说翻篇也没翻篇。直到八十年代，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还住在那个院子里，还是不怎么说话。只是逢年过节，两家的饭桌上，会多出对方家里送来的一个菜。一个菜也不够解六十年的疙瘩，但至少证明，有些东西，比疙瘩更大。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拧巴。你以为是血海深仇，可底下埋着的是生死之交；你以为是阶级觉悟，可扒开来看，不过是一个饿急了的人和一个较真的人，在一个荒唐的年代里，用最极端的方式守着自己的道理。李文清那顿皮带打下去，打的是纪律，打的也是情分。周树槐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的是尊严，咽不下的也是那段用命换来的信任。 那个年代的荒诞就在这儿：人可以在枪林弹雨里把后背交给对方，却在一副猪下水上，把脊梁骨挺成了陌路。可也正因为经历过枪林弹雨，到了真有人要借刀杀人的时候，那把刀，又怎么也砍不下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