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冰心公开发文讽刺林徽因是个喜欢被男人围绕，有伤风化的女人。林徽因知道后，没有反驳，只给冰心寄了一份礼物，冰心打开一看，顿时皱上眉头，怒不敢言。 那年，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太原勘察晋祠圣母殿。她穿布鞋、戴斗笠，爬上千年梁架，手里夹着记录纸和铅笔，正对着残损的斗拱比对结构时，梁思成递来一份报纸。 她看完那篇署名小说，没说话，把报纸叠好塞进背包。第二天清晨，林徽因托人去镇上醋坊，带回一坛陈年老醋。寄出的地址，是北平西山脚下的吴文藻公馆。 那篇小说不过是导火索，两人之间的分歧早在数年前就已埋下。 1928年，林徽因回国后投身建筑事业，任东北大学讲师，与梁思成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主持全国古建调查。 她走遍山西、河北、陕西，考察数百座古寺塔楼。她对建筑结构的掌握扎实，手绘图纸极具精度，曾单独完成应县木塔木结构分析，是中国营造法式重构的关键一环。 冰心则专注写作与家庭，生活节奏稳定，从未参与过实地学术考察。她以为“才女”应洁身自好、家庭为重，无法接受林徽因在男学者之间频繁往来。 她不理解，林徽因为什么要年年爬山进庙，风尘仆仆，甚至连冬天也在太原小旅店里一边咳血一边编稿。 而林徽因一向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1937年，她与梁思成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李庄，带病完成《中国建筑史》大纲。当时营养极差，住的是农家旧楼，窗子糊着纸，夜里用桐油灯。 她翻译资料、整理照片、画图样，长时间咳血后写稿，梁思成担心她身体，她却坚持：“这些事别人做不了，不做就都断了。” 抗战结束后，她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并被聘为新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天安门城楼设计顾问。1950年，她提出纪念碑设计应庄重简洁，字刻须可远读，并亲自测量比例。 她参与的纪念碑主碑文布局，成为广场核心视觉之一。 1952年，她已重病卧床，仍坚持参与天坛祈年殿修缮规划。那年，她拒绝了北京文联授予“杰出诗人”的提名，只留下一句：“我是一名建筑师。” 林徽因墓碑上只刻五个字：“建筑师林徽因”。 她一生与争议并行，却从未放弃使命。她用脚步丈量祖国，用笔绘制古建，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成就，不靠赞美堆砌，而靠实干留下。 那坛陈醋，不过是对误解的一次回应。而她真正的回答，是千百张测绘图纸和一部部建筑史资料，是为后来者铺好的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