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妻子在菜市场摸了一下冬笋，售货员见她的衣服上布满了

1978年，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妻子在菜市场摸了一下冬笋，售货员见她的衣服上布满了补丁，翻了一下白眼，不客气地说道：“老太太，买不起就不要乱碰，冬笋很贵的，碰坏了你赔不起……” 那个老太太没有争辩，安静地走开了。她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她早已习惯这种场面。家里的沙发是五十年代的老式木架，衣服穿了十几年，补了又补，但她觉得没什么。 她心里装的，是别的事。 那年何泽慧刚刚从甘肃酒泉试验基地回来。她和科研小组分析了核试验中产生的粒子路径数据，用的是她带回的原子核乳胶照相资料。 她一页页地看，粒子轨迹像细针一样划过感光胶片，谁也想不到这些不起眼的图像背后，藏着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秘密线索。 20年前，也就是1958年，何泽慧亲自带领科研人员开发了原子核乳胶技术。实验设备没有，零件全靠从废品站回收，工具是锉刀、旧电机和玻璃管。 她每天一早进实验室，晚上趴在办公桌边就睡着。那时她已经四十多岁，依然像刚从清华毕业的年轻人一样拼命。 “我不是在做实验，我是在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这是她对学生说的话。 那时候物资短缺，实验服都是她自己缝的。她还要求年轻科研人员必须懂基本动手技能，说动手能力决定能否在中国搞出自己的科学设备。 回头看更早的时候，194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还在法国。那一年，他们在居里研究所合作研究正电子湮灭问题，写出了一篇重要论文，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那是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在核物理领域被国际正视。 文章一出来，他们就决定回国。 那年她三十七岁，正是国外科研平台大展拳脚的好年纪。但他们没有留。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刚刚建立，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还是一张白纸。 有人劝她多留几年再回来，她拒绝了。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科研工作几乎停摆。她重新投入研究时已经年近六旬，却毫无怨言。她说，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要实验室还在，就不能让研究断档。 1975年，她被任命为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那一年，她亲自写教学提纲，带年轻人建起第一个高能物理实验教学平台。 1980年，何泽慧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那年她没有参加表彰大会，因为在做一项粒子反应实验，不能请假。 研究所的人早已习惯了她的作风，只说了一句：“那就把奖章寄给她吧。” 她的丈夫钱三强，在核物理界享有极高声誉。但在家里，他听何泽慧的建议多过发号施令。钱三强曾对同事说：“我懂物理，但她更能钻。” 两人一个负责顶层设计，一个深入一线实验，几十年如一日地推动着中国核事业往前走。 何泽慧直到90岁还在参加科研讨论会。她思维清晰，说话干脆，只要是实验数据错误，无论谁的她都会指出。2001年，她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她只是笑了一下，说：“这钱我就全捐了吧。” 当年的冬笋事件，她从没提起，也没人知道她是否介意。她更在意的，是那个冬天实验室暖气不够，仪器冻坏了几台。 何泽慧的一生，是用脚走出来的，不靠包装，不靠宣传。她走过德国、法国，最终把脚步落在北京中关村的那间实验室里。她留下的，不只是科研成果，还有一代又一代科学人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