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退伍返乡，正赶上公社学校招民办教师，我去考了。去报到那天，在校门口，

1984年我退伍返乡，正赶上公社学校招民办教师，我去考了。去报到那天，在校门口，碰到一个小姑娘，说她弟弟不能来上学了。 小姑娘也就十岁出头，裤脚卷着，露出沾着泥点子的脚踝，手里攥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另一只手攥着半块啃过的窝头。见我穿着新的确良衬衫，她先是往后缩了缩，又咬着唇挪过来，把窝头往我手里塞：“老师，您吃，路上走饿了吧？我弟说今天新老师来，得给您留口吃的。” 我没接，蹲下来问：“你弟咋不来报名？是不舒服吗？” 她眼圈一红，绞着衣角说：“昨天上山割猪草，他踩空崴了腿，肿得像发面馒头。俺爹说，反正将来要种庄稼，认不认字都一样，就不让他来了。” 我跟着她往村东头走，土坯房的院墙倒了半截，院里堆着半干的柴禾。推开门，就看见个瘦小男孩趴在炕沿上，腿上裹着破布，手里攥着根烧过的木炭，在炕席上画歪歪扭扭的“一二三”。见我进来，他赶紧把木炭藏在背后，脸涨得通红。 我摸了摸他的腿，骨头没事，就是崴得厉害。转身去公社卫生院买了瓶跌打药，又跟他爹说：“腿养着就行，耽误不了学习，我每天放学来给他补俩钟头课。”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天天揣着课本去他家。有时候傍晚天擦黑，他家的煤油灯忽明忽暗，堂屋的旧风扇转得吱呀响，我就着灯影儿给小男孩讲算术题。他学得快，讲一遍就懂，还把我教的字工工整整写在裁好的草纸上，攒成厚厚的一摞。 后来小男孩腿好了，背着姐姐缝的布书包天天第一个到校，书包上还绣了个歪歪的五角星。再后来他考上了县卫校，成了村里第一个学西医的人。现在我每次回老家，他都在镇上的诊所里等着，给我免费量血压，说当年要不是我，他现在还在地里刨土。 那小姑娘也嫁了邻村的养蜂人，每次我去，都塞给我两罐刚摇的槐花蜜，玻璃罐子里飘着细碎的蜜沫，甜得人心里发暖。上次回去见她，她正给孙子缝书包，指尖还沾着蜜渍，看见我就笑：“老师，您当年教俺弟认字，现在俺孙子也去您以前上课的学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