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天津，大汉奸刘四姐作恶多端杀人无数。这一天，几个日本人找到刘四姐，说是有任务，欣然前往的刘四姐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这几个人枪下。 1942年的天津，已经是日寇铁蹄下的第五个年头。这座曾经繁华的北方商埠，表面上依旧车水马龙，但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和恐惧。老百姓的日子，就像是走在薄冰上，不知道哪一步就会掉进冰窟窿里。 而刘四姐，就是那个专门负责凿冰窟窿的人。 关于她的出身，史料记载语焉不详。有人说她是混迹于市井的泼皮，靠着一股子狠劲和不要脸，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也有人说她原本是风月场中的女子，见惯了人情冷暖，早早就懂得如何依附强者。但无论如何，当日本人来了之后，刘四姐敏锐地嗅到了“机遇”。她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手下的一条忠犬，而且是咬人最凶的那种。 她为日本人做事，主要就是两件：一是负责搜集抗日分子情报，二是替日本人处理一些他们不方便出面的“脏活”。 天津城里哪个茶馆里有人骂了句“日本鬼子”，不出半天，刘四姐的人就能找上门来；哪家商户暗中给抗日游击队送过粮送过药，刘四姐就能带着特务破门而入。她手下也养了一帮地痞流氓，这些人仗着有日本人撑腰，敲诈勒索、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天津的老百姓，背后都骂她是“活阎王”、“毒蝎子”。 她作恶多端到什么地步？据一些老天津人的回忆口述整理，当时城西有个姓李的教书先生，就因为在课堂上讲了岳飞的《满江红》，被学生里的汉奸告密。刘四姐亲自带人冲进学堂，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把李先生的腿活活打断，拖去了日本宪兵队。李先生最后死在了水牢里，尸骨无存。 可以说，刘四姐的手，沾满了中国人的血。她以为紧紧抱住日本人的大腿，就能在这乱世里求得富贵和安稳。她把屠向同胞的刀，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护身符。 然而，她似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对于侵略者而言，工具，永远只是工具。 当你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你的存在反而成了某种障碍时，被丢弃就是唯一的下场。 1942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显露颓势，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占领区的控制也变得更加敏感和神经质。 就在这个当口，几个日本人，据说是隶属于特高课的便衣，找到了刘四姐。 他们没说什么大事，只是说有一个“秘密任务”需要她亲自出马。对于这种主子派发的“私活”，刘四姐向来是欣喜若狂的。这在她看来，是自己依然被器重、依然有价值的证明。她甚至都没多问细节，就兴冲冲地跟着上了车。 车子没有开往她熟悉的日本宪兵队，也没有去任何一个她知道的据点，而是越开越偏，最后停在了海河边的一处废弃仓库。 下车的那一刻，刘四姐或许感觉到了不对劲。周围太安静了，除了风声和河水流动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带她来的那几个日本人，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异常冰冷，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客气”。 她想开口问，但已经晚了。 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没有审判，没有质问，甚至连一个理由都没有。几声沉闷的枪响过后，这个曾经在天津卫不可一世的女汉奸，就像一条野狗一样，倒在了冰冷的土地上。 她为什么会死？ 后人分析，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她知道的太多了。 作为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的得力干将，她参与了太多见不得光的行动，掌握了太多日本人的秘密。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些秘密随时可能成为日本人自己的催命符。除掉她，是最保险的灭口。 第二，她已经成了民愤的焦点。 日本人需要维持对天津的“稳定”统治，而刘四姐的残暴行径，已经激起了极大的民怨。杀了她，不仅可以平息一部分老百姓的怒火，还可以把很多脏水顺理成章地泼到她这个死人身上，日本人则可以继续伪装成“秩序的维持者”。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她已经没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 天津的地下抗日组织在经历了多次破坏后，转入更加隐蔽的斗争，刘四姐这种市井流氓式的搜捕方式，效率越来越低。日本人需要更专业、更隐秘的特务，而刘四姐这把“钝刀”，该被扔掉了。 这就是汉奸的宿命。你以为你是在为自己谋一条出路，实际上从你选择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 在侵略者的眼中，你从来不是“自己人”，只是一个在特定时期“有用”的工具。一旦时局变化，你就会成为第一个被抛弃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