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夜里，他在别墅里起身去厕所，门没锁，灯刚亮，人已倒下。验尸记录显示心口和躯干被刺30多刀，现场却几乎没有反抗痕迹，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追溯7年前，1978年，他还是苏联驻东德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手上掌握着欧洲方向多条防线的部署表和联络频率，涉及的部队番号不下几十个。在一次例行飞行中，他独自驾驶一架小型联络机，直接越境飞去了西德。 西方情报部门很快给出“套餐”：一栋郊区别墅、24小时轮班安保、室内多点报警器，刚开始连出门散步都需要两人随行。公开资料显示，冷战期间至少有十几名类似级别的军官获得过这种级别的保护。 但高强度戒备通常撑不过3年，人性会松懈。他适应了超市、酒吧和社交晚宴，开始要求减少随行安保次数，从每天多次压缩到一周几次，自觉“已经安全”。对比同一时期其他叛逃者的回忆记录，这种心理曲线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对手没有放手。克格勃内部负责“追责”的小组据称跟踪了他整整7年，掌握了他每天起夜的大致时间差在30分钟以内，还摸清了安保换班平均会出现约5分钟的空档，这些细节一点点累积成行动条件。 那晚就是利用这个空档。行凶者从园区外围监控盲区进入，一路避开两处摄像头，只在门锁上留下极轻微撬动痕迹。等安保人员按流程每2小时巡查时，现场已经无法第一时间还原行凶路径。 事后，美国方面对外只发布了短短几行通告，用“身份不明男性”“遭到袭击”这样的笼统表述；苏联公开渠道没有留下字句，能看到的只是内部资料中“任务完成”四个字。据研究冷战叛逃案例的学者统计，类似“结局不明”或“被简化处理”的个案占比并不低。 在那个至少持续40年的对峙时代，情报价值往往只在3到5年内最抢手，而人本身要背负的风险却是终身的。面对这种极端选择，你会怎么看待“安全感”和“代价”之间的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