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送老蒋回南京，临行前，张把东北军交到了于学忠手上，于既不是东北人，也非东北嫡系将领，他凭啥领受如此大任呢？ 咱们得先聊聊张学良的用人心态。很多人觉得张学良是“花花公子”，其实这人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这一辈子，在用人上吃过大亏，也受过大伤。 最让他痛彻心扉的，莫过于郭松龄的反叛。郭松龄那是谁？那是张学良的老师，是他在军中最信任的灵魂伴侣。张学良把底裤都交给郭松龄了，结果呢？郭松龄反戈一击，差点把老张家连根拔起。 这事儿给张学良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从那以后，他在选“托孤大臣”这事儿上，标准就变了：才华固然重要，但“忠诚”必须是绝对的底色。 这时候，于学忠进入了他的视线。 于学忠对张学良的忠，那不是嘴上喊口号，是拿命换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丢了，日本人为了拉拢人心，盯上了手握重兵驻守华北的于学忠。日本特务直接开价：只要你独立，咱们帮你稳固华北王的地位，甚至可以让你接替张学良。 这诱惑大不大？换个没底线的军阀，早就动心了。可于学忠是怎么干的？他不但严词拒绝，还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淋头。日本人气急败坏，三次策划暗杀他，都没得逞。 这种在金钱和权力面前不眨眼的定力，让张学良看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外人”，比很多“自家人”更靠得住。 在民国那个乱世，带兵打仗为了啥？大部分军阀为了俩字：捞钱。 当时奉军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或者说是陋习，叫“包干制”。啥意思呢？上面给部队发军饷，直接发一笔总数给主官，至于你怎么花，招多少兵，剩多少钱，那是你主官的本事。说白了，这就给了军官喝兵血、吃空饷的机会。张宗昌、褚玉璞这帮人，哪个不是靠这个发了大财？ 于学忠投奔张学良后，第一次见面，张学良就试探他：“你是想按包干制领钱，还是按实际人头实报实销？” 于学忠连磕巴都没打，直接选了按实际人数下发。 这个选择，直接把他在张学良心里的地位拉高了一大截。不贪财，就意味着这人有底线，有治军的理想。咱们常说“物以类聚”，张学良本身对钱财看得就淡，于学忠这股子清流劲儿，正好对了他的脾胃。 光有忠诚和人品，要是是个草包，那也接不住东北军这副重担。于学忠能服众，靠的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战功。 虽然他是半路投诚，但他的军事履历简直就是一部“救火队员”的历史。 早在1921年，他还在直系混的时候，面对凶悍的川军猛攻宜昌，友军全跑了，就他带着一个营死扛。他不光守住了，还给吴佩孚出了个奇谋，主动出击，愣是把必败的局给翻盘了。 到了张学良手下，他更是成了“后卫专业户”。1928年二次北伐，奉军大败亏输，退回关外。这是一场极其凶险的撤退，前面有追兵，侧翼有冯玉祥，后面有阎锡山。谁来断后？这可是个送死的活儿。 张学良点了于学忠的将。于学忠带着部队在豫北、冀南且战且退，硬是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如狼似虎的北伐军，保证了大部队安全出关。 这种在危难时刻能顶得住、豁得出的能力，让张学良明白：真到了天塌下来的时候，于学忠是那个能帮他扛天的人。 再回到西安事变前夕那个紧要关头。 那时候的东北军，内部其实并不太平。老派将领像万福麟这些人，虽然资历深，但暮气沉沉，只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少壮派像孙铭九这些人，虽然冲劲足，但太激进，容易坏事。 张学良这一走，如果把权交给老派，东北军瞬间就会变成一盘散沙，被老蒋各个击破；如果交给少壮派，搞不好立马就会发生火拼。 这时候，于学忠的身份反而成了优势。 他资历够老，震得住场子；他战功够硬，没人敢说闲话；他又是“外来户”，没有陷入东北军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他是各方势力都能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而且，他和张作霖还有一段香火情。他爹于文孚跟老帅张作霖都是毅军宋庆的老部下。张作霖活着的时候，对于学忠就另眼相看，说过：“你能像对吴佩孚那样对我，我就知足了。” 有了老帅的这层关系，老派将领也挑不出太大毛病。 1936年12月，张学良上飞机前，把手谕交给了于学忠，让他全权指挥东北军。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学良没看错人，也没选错人。于学忠尽力了。 张学良被扣押后，于学忠为了营救少帅，先后四次奔波于杭州、南京等地，甚至直接面见蒋介石要人。在那个谁都避之不及的时刻，他没有明哲保身。 但历史的大潮，不是一个人能挡得住的。老蒋要把东北军拆得七零八落，这是阳谋。 于学忠虽然竭力维系，但随着“二二事变”爆发，少壮派杀害了王以哲，东北军内部彻底分裂。于学忠哪怕有三头六臂，也无法阻止这支庞大军队的瓦解。 后来在抗日战场上，于学忠带着剩下的东北军血战淮河，在山东坚持游击，打得极为惨烈。1938年，他率部在淮河阻击日军，八天八夜，伤亡六千多人，毙敌两千。这是东北军最后的绝唱，也是于学忠对张学良最后的一份交代。
